潮新闻客户端裴雯
《汉唐之际佛教传播中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是2025年认真读的第一本书。用这本书开年真好，特别好看，希望今年接下来读的书都有如此高度。细聊内容：
历史浩浩汤汤几千年，无非乱与治。大治的朝代相对有比较统一的、稳定的意识形态及文化背景，外邦新的东西想进来在固定的基本盘上分一杯羹是有难度的。本书研究的公元3到6世纪是历史上的大乱之世——魏晋南北朝，因缘际会佛教也由着大乱的缝隙顺利传入中国、勃兴，且在南朝和北朝两域尊循路径不同。
先说阶层，再说地域。对于社会阶层而言，上层社会更钟爱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宝等各类奢侈品。佛教自始便是释迦牟尼身披富贵出世，佛教的法相庄严中更有七珍八宝的奢华阵仗，我往年做《地藏菩萨本愿经》功课时，“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华、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如此经句更是常见。由此，携佛教富贵气一起传入中国的异域珍宝敲开了上层社会的大门；“而下层社会则身心愉快的接受了佛教给予他们的平等思想、神奇的法术、代价低廉的医疗、逃避赋税的方便之门和王法外悠闲的生存方式。”
简言之，上层社会接受了佛教的物质，底层社会接受了“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等的思想。
再看地域。佛教在南北朝的前进路径是：“北朝佛教以民间信仰为特征，而南朝佛教则以士大夫整合改造佛教思想为特征。”细细倒推，地域差异里包含阶层差异的部分。
彼时南北朝对峙，大量五胡乱华时衣冠南渡的世家门阀扎根南朝，这些有家资、有底蕴、有审美的上层精英们，欣然且贪婪的接受异域新奇物质，但他们排斥“随物质传入的异域思想和知识体系”。因而在南朝，佛教经士大夫阶层儒家汉化之后才得以被承认。尽管如此，佛教也在南朝勃兴，尤以宋、齐、梁、陈的梁朝为主，从《声律启蒙》的“梁帝讲经同泰寺，汉皇置酒未央宫。”（此两句也可见佛教中儒家身影）到唐诗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足见梁武帝一人在南朝佛教中的传播之功。而北朝承自五胡十六国，是胡汉混居之地，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游牧文化强烈冲击成熟的农业文明，使得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汉人）生存的安全系数降低。”存居北朝的汉人以底层百姓为主，因此佛教给他们的苦难现世带来支撑感、并给与他们来世因果轮回的精神寄托。加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当权，使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伦理政治体系本身遭到破坏，为异域文明佛教的进入和渗透打开方便之门。
由此，佛教因阶层、因地域差异，以不同的路径却殊途同归的进入南北朝。需注意一个细节，虽中国南北文化存在先天差异性，但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不会因差异采取泾渭分明的步伐，而是一种动态中“同”与“异”变化占比的问题。
本书着眼于3到6世纪的北方域内之“佛教文化与儒家文明、北方草原文明、道教文明之间的关系及牵涉到的广大地域内的人群和事件。”就人群群体而言，书中涉“士农工商”等阶层，含括范畴较广，择感兴趣的一个群体细聊——底层知识分子之抄经家族。
“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佛经的流传主要依靠抄写，有大批底层知识分子和僧人就从事这一工作。据统计，在现有的敦煌写经题记中，可以找到抄写人100多人......其中北魏时期的敦煌令狐家族就是这种专业抄写佛经的底层知识分子集团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
令狐家族因“汉有令狐迈，避王莽乱，居敦煌。”后扎根于此，成为敦煌大族。家族中有人做过瓜州司马、敦煌郡守，在敦煌这样的佛教中心，令狐家族自然也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行实务。据25条石塔铭、写经题记记载，整整公元426到537年的111年间，有令狐家族的11人以佛经抄写人的身份出现，“占现存3——6世纪敦煌卷子题记中所见抄经人的80%。”且家族中的令狐崇哲是抄经经生集团的首领点经帅，由此可见，令狐家族作为抄经家族是具有“官方认可的世袭性质或者说具有‘家学性质’的职业。”
在书中读完这章节觉得有趣，但令狐家族毕竟算是孤例，一则是佛教传入中国早期时有“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的禁令，在佛教即没有得到上层统治集团的提倡，也没有得到底层民众广泛参与的情况下，自然没有引起上层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解读，所以以令狐家族为例的底层知识分子填补此空缺；二则，令狐家族作为抄经家族的百年成长时间线与鸠摩罗什携3千僧众于公元402年入长安之后的佛经翻译时间基本重合，鸠摩罗什及众僧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译经300余卷，这批僧人成长起来后，成为佛教经典翻译和知识体系构筑的主要力量。金克木先生的《怎样读汉译佛典中》提及，鸠摩罗什之后的空缺由玄奘法师和不空法师续接。这意味着，宗教知识分子完全取代底层知识阶层，因此，令狐家族可能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在佛教传播中广泛参与、做出功绩的底层知识分子集团。
这本书所涉多、有趣，待慢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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