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涛
恭亲王奕訢所立的石碑
奕訢题写的“卧龙松”碑
位于西山的戒台寺，旧时历来受到朝廷和皇帝的青睐。寺内现存十几通皇家碑刻就是见证。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在此留有碑记。除了皇帝，还有不少皇亲国戚也对戒台寺情有独钟。其中，恭亲王奕訢与戒台寺可谓结缘最深，由于他在此居住多年，他在戒台寺的故居——牡丹院被后人称为“小恭王府”。
奕訢为何会到戒台寺居住呢？这与他的经历有关。
在中国近代史上，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慈禧太后因“辛酉政变”攫取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而奕訢也因参与政变有功，受到朝廷重视；第二阶段，同治四年（1865年）开始，奕訢便与慈禧太后有罅隙，虽然仍在朝中任职，但得不到重用，让他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光绪年间，被慈禧罢免职务；第三阶段，甲午战争之后，迫于各方压力，慈禧重新起用奕訢，但没过几年，他便魂归翠华山。
正是光绪年间，奕訢被夺权罢职的失意之时来到戒台寺，与其结下不解之缘。他在戒台寺立下《卧龙松》《重修万寿禅寺戒坛碑》两通碑，完成一部《翠锦吟》诗集。
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奕訢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想轻易开启战端，慈禧太后借机以“因循日甚”“谬执成见”等，罢免他的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同时也罢免了军机处的全班人马。至此，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慈禧太后这次改组军机处，因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
此事在其诗集《翠锦吟》的自序中有提及：
光绪甲申，闲居多暇。乙酉春初，猝遭潢儿夭逝之感，悒郁于怀，致触旧患肝疾复作，医药未能速效，遂有西山之游，聊以自遣，冀丛林净土，既得寄尘外之身心，甘雨和风，亦可涤胸中之磊块。巾车之外，惟以唐诗数卷相随，一咏一吟，便觉高奇见贵。采珠采玉，更欣左右逢源。计行程四十余日，得诗五十余首，兴到笔随，殊不计及工拙也。
在被罢官的第二年即1885年，奕訢出游西山的潭柘寺和戒台寺，一住就是四十余日，西山的美景让他流连忘返。二寺之中，他觉得戒台寺更适合休养生息。于是，他索性在戒台寺隐居起来。后来，他在这里断断续续住了十年。在隐居期间，奕訢结交了戒台寺妙性方丈和潭柘寺慈云大和尚。他为戒台寺捐巨资，修建五百罗汉堂、千佛阁等殿堂，还为戒台寺赎回田庄、土地等，并立了《重修万寿禅寺戒坛碑》，由此开启了三代恭亲王在戒台寺四次立碑的开端。
《重修万寿禅寺戒坛碑》是恭亲王奕訢首立之碑，坐落在千佛阁遗址前北侧，汉白玉石质。碑额篆书阴刻：重修万寿禅寺戒坛记。落款为“光绪十七年建”。碑的两面各有12条行龙。碑趺前2条龙、两侧各1条龙，后面为单凤图案。据说奕訢怕慈禧太后怪罪于他，在戒台寺期间仍然摆出处处不忘太后恩德的样子，有意将凤凰图案镌刻在碑趺上。
这通石碑对永定河以及戒台寺的历史多有提及，还大段引用《金刚经》。这也正是奕訢心情的表露：暗示自己在深山古刹，每日早、中、晚吃斋念佛，不谙世事。
恭亲王立碑让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十分仰慕，徐世昌差人仿照该碑形制，镌刻一方几乎一模一样的石碑，撰书了《戒台寺碑文》并立于千佛阁前。
不过，恭亲王表面上不问世事，而内心却不平静。戒台寺有五大名松，乾隆帝曾三赞“活动松”，奕訢由此想到自己的过往，也不免暗自悲伤。闲暇之际，他以活动松、自在松、莲花松、护塔松（抱塔松）等为题材写了不少诗文，尤其《卧龙松》表露了自己的心境：
高月穿松径，柯偃乍疑龙。
恋此逍遥境，不羡五株封。
君今独得居山乐，谁敢轻量傲世踪。
写诗还不算，他还专门为“卧龙松”题碑，碑立于卧龙松下。现在碑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树干，成为寺内一处胜景。
奕訢自从与戒台寺结缘后，常沉浸在绿水青山中，这让他的心情有所平复，昔日的才情也得以恢复，继而写出一部《翠锦吟》诗集。在自序中他提到“行程四十余日，得诗五十余首”，诗集实为110余首，大部分是关于京西景物、史实及潭戒二寺的诗，后经宝鋆题名为《唐吟翠锦》。
《唐吟翠锦》是极有特点的“集句体”诗集。因为奕訢对唐诗的喜爱，其所作的诗，多是选用不同唐人的诗句，进行编辑而集成的一首新诗。比如《由戒台迥程留别山寺》一诗：
遥向青峯礼磬声，无劳万里访蓬瀛。
方当游艺依仁日，便作登山临水行。
处处白云迷驻马，深深绿树隐啼莺。
高歌一曲垂鞭去，真似骖鸾到上清。
该诗不管是用词，还是意境的营造，都有着浓厚的唐诗遗韵。
这部诗集也是一部有关北京的文献，对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的历史留下了一份见证。尤其是他对当时潭柘寺、戒台寺的景致及历史人物都有所描述。如戒台寺的戒坛、五百罗汉堂、方丈院、观音洞等，潭柘寺的大雄殿、毗卢阁、楞严坛、观音殿等建筑多有描绘，还记录了康熙、乾隆、嘉庆皇帝为各殿堂所题匾额对联，这些对今天恢复两寺的旧貌很有参考意义。
比如，他一首七律《戒坛》真实客观地记述了光绪十一年修建五百罗汉堂的史实；《慧聚堂》一诗，在题记中记述了修建牡丹院的过程：
罗汉堂工竣时，有运同衔马得春捐修住房一所，为赴寺居停，因请书额，考寺创建于唐武德时，名曰慧聚，至明时改名万寿，因即以“慧聚”二字书额，仍其旧也，并纪一律……
这亦是牡丹院的缘起。至今，戒台寺牡丹院还悬挂着恭亲王奕訢亲笔所题的“慧聚堂”匾额，它取自戒台寺辽代慧聚寺之名。
牡丹院在戒坛之右，辽代时，原为裕窥大师的灵塔所在地。这座小院修建完成后，为两进院落，翠竹牡丹，丁香假山，与皇城中的恭王府极为相像，而且奕訢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牡丹院成了第二座“恭王府”。
这里的僧人和香客也以牡丹院为恭王府相待，以至恭亲王几代后人与这里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戒台寺由于庙堂坐落在煤山上，当地百姓要挖煤讨生活，寺庙要保护不塌毁，所以，自明代以后双方始终争诉不断。奕訢住于戒台寺后，重述康熙皇帝对戒台寺的圣谕，称康熙御制碑为“名山之护符，禅门之宝诰”，不许任何人扰害，寺庙因此安定了相当一段时间。
奕訢之后，第二代恭亲王溥伟、第三代恭亲王毓嶦都曾在戒台寺居住，还在此立碑写传。三代恭亲王在同一座古刹历经一百多年，立了四通碑，这在历史上也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