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天，邓小平到兰州视察。来到铀浓缩工厂时，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眼前，邓小平迅速叫住了这名女工：“王承书！原来你躲在这里了啊！” 1912年，王承书诞生在上海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是晚清进士出身，曾经公派留学海外，深知教育对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重要性。母亲来自＂晚清第一园＂何园的家族，将优良的家风和传统传承给了女儿。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王承书展现出了惊人的数学天赋。无论多么复杂的计算，在她手中都变得轻而易举，以至于＂二小姐，该算账了＂成为了王家常用的一句话。 尽管身体并不强健，但王承书的求知欲望从未减弱。在父母的支持和鼓励下，她的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30年，王承书考入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在13名新生中，她是唯一的女生。 凭借着出色的学习成绩，她获得了＂斐托斐金钥匙奖＂这一崇高荣誉。四年后，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留校继续深造。 在燕京大学，她结识了同样投身物理研究的张文裕教授。两人因为共同的学术追求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家庭。 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年代，国内的物理研究基础薄弱。王承书决定继续深造。当时美国密歇根大学提供了一个奖学金机会，但这个奖学金只面向未婚的亚洲女性。面对这样的限制，王承书并未退缩。 她向巴尔博奖学金基金会提交了一份详实的自荐书。基金会被她的学术成就所打动，破例接受了她的申请。 1941年，王承书只身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在著名物理学家乌伦贝克的指导下，她投入到气体动力学的研究中。 她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创建了＂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并首次证明了索南多项式。这些成就让她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承书和丈夫张文裕就萌生了归国的想法。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特别是从事理工农医领域研究的科学家实施了严格管控。作为＂全美中国科学家协会主席＂的张文裕夫妇，更是受到了全方位监视。 直到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为中国学者回国开启了大门。王承书夫妇立即行动起来，将多年积累的学术资料分成300多个包裹，陆续寄往北京。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在1956年底踏上了归国的航班。 1956年底，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找到了王承书，提出研究铀同位素分离理论，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片空白。放弃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从零开始钻研一个全新的方向，这对任何科学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钱三强作为同行，非常理解这个转变的难度。但王承书的回答很简单：＂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开始新的研究工作后，王承书白天要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晚上则投入到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的研究中。她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上面密密麻麻做满了学习笔记。 1958年，第一次改行的研究刚有进展，第二个重大任务又来了。国家开始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要开展＂人造太阳能＂的研究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王承书和一些同事被派往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实习。从北京到苏联，需要乘坐七天七夜的火车。 在这漫长的火车旅程中，王承书一刻都没有休息。她不断翻译整理苏联的研究资料。 回国后，她带领研究团队填补了中国在热能核聚变理论上的空白。 1961年底，王承书迎来了人生中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改行。这一次，她被调往兰州的504厂工作。 504厂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负责生产原子弹所需的浓缩铀。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后带走了所有技术资料，只留下了一些机器设备。 在504厂，王承书和同事们开始了艰苦的工作。他们只有一台15万次电子计算机，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台。 王承书和两位同事整整花了一年时间，进行大量的数据计算和验证工作。仅仅是计算机打出来的纸条就装满了10个大箱子。 1963年底，在王承书和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504厂提前113天完成了原子弹所需燃料的生产任务。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这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 她80岁高龄仍然坚持在教学岗位上。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她的眼睛严重受损，只能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批改学生的论文。 在审校学生的著作时，王承书从不留下自己的名字。 1992年，她的丈夫张文裕因积劳成疾去世。王承书将家中所剩的全部积蓄，约10万元，以丈夫的名义捐给了＂希望工程＂。 同年，王承书的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但她仍然惦记着科研和教学工作。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写下了一份遗书。遗书中特别注明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家中的专业书籍全部捐给三院。 她的遗产除了留下部分现金补贴未婚的大姐，缴纳最后一次党费外，其余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1994年，王承书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用户12xxx43
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