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沈醉到政协工作后的第一个夏天，夜晚去政协礼堂楼顶花园乘凉。这里几乎每晚都有纳凉晚会，一些不离开北京去外地避暑的政协委员和部委各部门的领导人，常来这里乘凉。文史专员们也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可以享受这一待遇。 纳凉晚会的主持人，是全国政协委员、相声大师侯宝林，他不但能请许多名艺人来这里表演，而且自己还要来上一两个精彩节目。这样既能乘凉，又能看到精湛的文艺表演，所以纳凉晚会经常是满座。 有天晚上，沈醉去晚了一步，已找不到座位了，便站着看评剧名演员的折子戏。这时，沈醉发现坐在他不远的一位干部相当面熟，但记不起姓甚名谁。 特赦战犯们的一种自卑感，早已使沈醉养成了一种不敢高攀的习性。即使是过去相当熟的人，如果对方不先喊自己，是绝不敢先去打招呼的，因为宁可得罪人也比碰钉子好过些。 没有好久，这位面熟的人，忽然有人来找便匆匆站起来走了。礼堂的服务人员招呼沈醉去坐那个位子，沈顺便小声问了一句:这位走了的人是谁?服务人员说，是王昆仑副市长。 沈醉一听到这名字，才庆幸自己没有冒冒失失先去打招呼。因为过去王副市长和自己不但不是朋友，而是几乎被自己逮捕起来的革命人士。 抗日战争前，沈醉在上海任法租界组组长时，便和这位王副市长见过几次。当年王昆仑从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拉斐德路拉斐坊家中时，可能没注意到，在拉斐坊口经常有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沈醉便在其内。 当时王昆仑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属于孙科“太子系”的重要骨干，可是他并不替国民党做事，而是在暗中搞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每次王从南京动身到上海，南京特务处便通知上海特区注意王的活动。所以王在法租界的活动，沈就得负责侦察、监视。 后来得来一个情报:当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时候，王昆仑将在无锡太湖滨他家的鼋头渚太湖别墅请客，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蒋革命人士，并有地下党领导人参加。名义上是请客游园，实际上是要召集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 在当时这是相当重要的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机。因为王昆仑不但进行秘密反蒋活动，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中，也敢于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的名字早就上了特务处的重点黑名单。于是戴笠命令沈醉率领一个组的12名特务，分成三批，先后去布置、侦察，必要时全部予以逮捕。 沈醉率领第一批四名特务先去无锡，与特务处江苏省站无锡组组长盛某取得联系，由他领着几个当地的特务协助。可能是由于情报日期不准确，或是王昆仑临时改变了，沈醉的人两天内都到齐了，而太湖别墅里还是那样安静。 沈醉有点急了，便和盛某通过当地的一个特务(该人与别墅的花木工是亲戚)暗中进去侦察了一次，发现有请客的准备，才安心在附近继续等。 第五天，特务们等的人终于分批到了太湖别墅，首先是王昆仑和他妹妹王枫等，接着有吴茂荪、孙晓村等人，常监视王昆仑的两个特务都认识这些常去拉斐坊王家的客人。另有几位都是穿着讲究西装的中年人，究竟哪一个是地下党的重要人员?谁也弄不清楚。 这时沈醉考虑再三，不敢随便动手。虽然盛某已和无锡警察局等联系好了，逮捕时会出动警察来协助，但逮捕什么人却没敢告诉警察局。因为王家在无锡一向受到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尊敬，一旦走漏风声，就会出问题。 沈醉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出发前戴笠一再叮嘱，一定要把那个地下党的重要人员抓到，否则孙科系统的人是会大吵大闹的。没有抓到地下党要员，或者那个地下党要员没有去，就不可轻举妄动。 沈醉估计即使那个地下党要员去了，身上决不会携带什么文件，或足以证明他身份的任何东西。而特务所认识的几个，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万一全部抓起来，又没有找到证据，那么，随便逮捕立法委员的这个责任可担不起。 特务处的书记长唐纵在戴笠离开南京时，下令逮捕过几个搞反蒋活动的改组派，结果汪精卫出面大吵一顿，戴笠除立即放人，还将唐纵撤了职。这一教训对沈醉来说是有很大启发的，他最后还是决定宁可挨骂，也不去冒险，因为太没有把握，对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 好在他们在太湖别墅没有停留好久，又都走了。沈醉便把带来的人打发回上海，自己去南京见戴笠，说没有发现有重要的地下党去参加活动，所以不敢随便抓这批人。 于是戴笠也只是命令继续注意侦察、监视王等在上海的活动，迟早能找到逮捕王昆仑的理由，而又让孙科闹不起来。可是一直到抗战开始，特务们明明知道王在搞反蒋活动，而且有一帮人和他经常保持密切联系，却也没有找到足以构成逮捕王的证据。 戴笠甚至还一度准备暗杀王昆仑，问在法租界内把王干掉有无把握。沈回答：“只要下命令，就立即进行布置，保证能完成任务。” 如今，沈醉坐在王昆仑坐过的藤椅上，脑海里翻腾的是往日罪行，对台上的节目几乎视而不见。一直等到晚会结束，他才慢慢地站起来，默默地走回家，一路上想到的仍然是王昆仓兄妹、吴茂荪、孙晓村等几副熟识的面孔。 将来再见到他们时，该怎么面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