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中国城镇化研究的发祥地。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苏州农村进行“江村调查”，开启了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再访江村，并以江村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在苏州和江苏各地调查研究小城镇，提出了著名的小城镇理论。
小城镇理论对中国城镇化实践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1984年，国家放宽建制镇设置标准，随即带来全国小城镇爆发式增长。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发展小城镇上升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率的迅速上升，形成了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推进城镇化的重要特色。但是，小城镇发展战略在后来的实践中遭遇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弱化、乡村空心化、耕地占用过多及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国家随之调整战略、优化政策，强调“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小城镇发展”。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政策调整带来的实际结果是，大城市迅速增长，相比之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滞后，小城镇应有的功能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中国应走怎样的城镇化道路，一时间成为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基于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集中到城市去是不可能的”现实，费孝通先生强调小城镇研究需要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为延续费孝通先生的学术传统，更为了探索解决中国城镇化中的问题，21世纪初，苏州大学成立专门机构“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以“苏南模式”为样本，以小城镇为起点，探索中国农村城镇化历史、经验、道路和理论，旨在服务中国城镇化实践，推进中国自主的城镇化知识体系之构建。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自其在2004年11月26日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其研究也进入中国式城镇化经验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新阶段。
10多年前，改革开放后首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推进城镇化可以“搞串联式、卫星城式的发展”，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党的二十大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的改革部署。新时代中国小城镇发展面临新机遇，成为新议题。
历史和现实表明，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的小城镇发展始终是中国式城镇化所绕不开的“大问题”，而且面临与大中小城市更好协调、与乡村更好融合、转型发展和更好治理的一系列新问题，需要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的新特点、新要求，进行再探索，推动小城镇研究更上一层楼。
第一，要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小城镇的地位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重点和难点依然在农村。作为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能兼容城乡文明的一种空间聚落状态，小城镇发挥着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重要作用，是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二，要积极寻求小城镇功能发挥新路径。小城镇发展既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减轻大中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压力，也有利于大城市非农人口的“返乡回流”，辐射带动乡村发展，防治“乡村凋敝”。要进一步完善小城镇功能，加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小城镇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吸引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向小城镇集聚，吸引更多城市返乡人口在小城镇“留下”，形成以县城为重点、以有条件的建制镇为节点的多中心都市圈空间结构，畅通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推进城乡功能互补和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要深入研究小城镇发展新战略。既往借助于乡镇工业崛起和乡镇政府推动而兴的小城镇相对优势已不再突出。面对大城市经济集聚功能强大的挑战，小城镇发展要另辟蹊径，增进发展动力。要探索利用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带动，向特大镇演化后的功能变化，寻求国家在政策上赋予特大镇同其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使小城镇更好发挥其以城带乡、支撑城乡融合发展的功能。
第四，要深刻把握小城镇发展新机理。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小城镇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也意味着小城镇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样态。浙江温州的龙港，从农民自己投资建设而成的小城镇，发展为人口大镇和经济强镇，再到撤镇设市改革，进入城市发展新赛道，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新特色，也预示着小城镇发展的新趋向。要把握“小城镇—特大镇—小城市”演变发展的内在机理，加强应用和推广，推进符合条件的小城镇加快行政区划调整，提高综合承载能力。
第五，要着力解决小城镇发展新问题。针对小城镇规模相对较小、吸纳和辐射能力不强、事权财权不匹配等短板弱项，要强化政府主导，提升小城镇发展动力和治理能力。小城镇如何进一步扩权强镇，与产业园区功能分工，与大中城市协调发展，需要在深入调查基础上加强经验研究，由此构建基于中国特色小城镇新问题的城镇化自主知识体系，指导中国式城镇化新实践。
钱振明（作者为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