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十三经”，是指儒家学派尊奉的十三部经典著作，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的编成，经历了一个从六经到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长期的不断丰满的过程。
先秦时期，儒家经典只有六部，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时称“六经”，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六经之名，始于《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从战国到西汉武帝时，六经通常被称为“六艺”，其意是指六种教学科目，如《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关于六经的排列次序，从汉代起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今文经学派按六种教学科目内容程度由浅入深的顺序排列，即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经学派则按六经产生年代由早到晚的顺序排列，则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一般说来，今文经学所讲的六经次序，比较符合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使用这六种典籍的实际情况。
先秦时的六经流传到西汉前期，保存下来的只有五经。西汉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篇中还是六经经名并称，但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已无《乐》经博士，表明此时《乐》经已经失传。另一方面，“五经博士”的设置，意味着儒学正式成为官学，《诗》《书》《礼》《易》《春秋》成为最高统治者钦定的经典，享有崇高的地位。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原来的五经内容已不能满足思想统治的需要，经的领域开始扩大，至东汉而有“七经”之说。七经之名，始见于《三国志·秦宓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但七经的具体所指并未说明。一般说来，东汉通行的七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孝经》。相对于过去的五经而言，增加了《论语》《孝经》二经。
《论语》起初并不是“经”，而是作为对“经”进行进一步阐说的“传”。战国及汉初时，《论语》的地位也并不高。汉文帝时，将《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立于学官，设“传记博士”。武帝后，《论语》地位逐渐提高，这与汉代统治思想的转变有直接的关系。汉初，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推崇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武帝即位以后，为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消除诸侯割据势力，开始积极扶植和发展儒学。儒家学者代表董仲舒提倡“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谶纬神学，这一学说需要树立一个精神上的偶像，于是选中了儒家学派的祖师孔子，尊之为“素王”。在这一情势下，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至东汉而升格为经。
《孝经》全文不足两千字，是十三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大概成书于战国末年至汉代初年。汉代统治者重视“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以更好地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皇权世袭制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东汉统治者将《孝经》规定为自幼习学的经籍，而且伪托它的作者就是至圣先师孔子。待《论语》《孝经》学通后，再来研习其余五经。
唐朝初年，太宗锐意经术，命儒臣孔颖达等撰著《五经正义》，为五经制定了标准的注释和义疏，完成了经学的统一。唐代以科举取士，“明经”科中考《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三经，“五经”扩大成了“九经”。
“六经”“五经”以及“七经”中的“礼”，指的是《仪礼》十七篇，它是周代礼仪制度的汇编，记述了古代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项具体礼仪，在“三礼”中成书时间最早。《周礼》又名《周官》，是一部讲政治制度的书，通过记述各种职官的名称及职务，展开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构想，大概成书于战国末期。《礼记》则是战国到秦汉间儒家礼学论文的汇编，是阐发礼的作用和意义的一部典籍。唐初颁定《五经正义》，“礼”书所取为《礼记》，但《礼记》毕竟成于汉人之手，不能取代原来的“礼”经；而且固然《仪礼》中的具体仪式有些过时，但《周官》中的官制、政制等对于唐代社会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于是政府规定“三礼”都作为经书来习学并作为考试科目。
《春秋》一经，原为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孔子以《春秋》教学，由孔门弟子记述下来，从而成为儒家经典。《春秋》篇幅短小，言辞简约，有诸家为之作“传”，其中流传于世的有左丘明所作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所作的《春秋公羊传》和谷粱赤所作的《春秋谷粱传》，史称“春秋三传”。
至于曾经列为“七经”的《论语》和《孝经》二经为何未被列入“九经”，一方面，唐代初年，孔子的地位不如在汉代那么高，唐太宗尽管也锐意经术，但他更为推崇佛道偶像如来佛和太上老君。孔子相对被冷落，《论语》自然也就不是人人必须诵读的经书了。而唐太宗乃由杀兄逼父而得皇位，违背封建孝悌观念；武则天废太子，当女皇，扰乱父系制，又与封建宗法制格格不入，这均与《孝经》所提倡的“孝道”相背离，因此这一时期也就不再提倡《孝经》了。另一方面，《论语》《孝经》虽然不在“九经”之列，但却属“明经”各科所必须兼通的，因此它们实际上还是“经”。
唐朝后期，出现了“十二经”之说，乃是有“九经”之外，又增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三经。
唐中期以后，佛教之风盛行。佛教宣扬出世思想，宣扬“无父无君”，这给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封建专制政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儒家学说却可以起到维护封建伦理关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于是儒学重又受到重视，孔子又成为思想权威，《论语》也重新成为“经”。
唐玄宗李隆基消灭韦氏统治集团，恢复李氏之天下，使统治阶级进一步认识到“以孝治天下”对于稳定天下、巩固政权的作用，于是《孝经》重又被推崇。玄宗还亲自到太学宣讲《孝经》，并为之作注，天下之人趋之若鹜。唐玄宗的《孝经注》传布天下，后由宋人收入《十三经注疏》中，通行至今。
至于《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书，也是第一部大致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编纂而成的词典，内容十分丰富，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大概成书于战国末期。“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所谓“尔雅”，就是指用当时作为规范的雅正之言，解释当时已经认为是时代较远难以通晓的古籍中的词语。清人宋翔凤在《尔雅郭注义疏序》中称其为“训故之渊海，五经之梯航”。当初唐太宗下令编纂《五经正义》，就是为了实现《五经》在文字、训诂、义疏方面的统一，为国家考试和教学提供一个标准范本。如今的经典，已由唐初的“五经”扩展到“九经”，后又扩展到“十一经”，新增的经典同样面临一个训诂要求统一的问题。既然作为“五经”的“传”（春秋三传）、“记”（礼记）、“论”（论语）都已成为经书，那么作为阅读经传必须翻检的《尔雅》也正可以作为诸经训诂的共同依据而收到统一之效，于是《尔雅》升格为“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于长安国子监门前立石，刻成十二经，作为士子传习和参加科考的定本，史称“开成石经”。十二经的次序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
到了宋代，唐代的“十二经”，再加上《孟子》，便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孟子》一书原来并不是“经”，而是“子”。《孟子》的由“子”升格为“经”，是中国经学史的重要事件，也最终促成了“十三经”的编成。
孟子之学在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即曾与《论语》《孝经》《尔雅》一道，立“《孟子》博士”，总称“传记博士”。但总的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比，比如《汉书·艺文志》列《论语》于“六艺类”，而列《孟子》于“子部·儒家类”，《孟子》地位显然不及《论语》，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代，到了宋代发生了变化。按照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一书中的说法，《孟子》的升格运动主要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1.“滥觞”于唐代的韩愈、李翱。韩愈在《原道》中首次提出儒家的“道统”，首次以“孔孟”并称取代了传统的“周孔”及唐初以来的“周颜”并称，学生李翱维护之，《孟子》一书开始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2.“初兴”于“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与石介。孙复曾云：“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二人学术影响甚大，于是出现了一股“尊孟”热潮。3.“勃兴”于二程洛学、张载关学及王安石新学。二程极力推尊孟子，曾称：“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王安石亦尊孟子，还凭借其身为国相的特殊身份，使孟子“升格运动”在政治上获得朝廷的支持。在此情势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之实从此开始。4.“完成”于南宋的朱熹与陆九渊。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结为《四书》，获得崇高而稳固的地位，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于陆九渊，尽管与朱熹学术观点、治学路数不合，但在尊孟上并无二致，王阳明即称：“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著作也纷纷将其列置“经部”，孟子也于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为“亚圣”。
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合刻注疏本“十三经”问世，这是首部关于经学“十三经”的丛书。这部丛书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都曾刊行过，清代乾隆年间又有武英殿聚珍本，且又刻经文于石，立之太学。至经师阮元，又据宋本主持校刻重刊，并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这个本子就是现在的通行本。
中国传统经典领域的扩大，至“十三经”而止。尽管也有人提出“十四经”或“二十一经”之说，但都未能流行开来。“十三经”的编成，经历了一个流传演变和不断扩充的过程。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每一历史阶段对儒家经典都经历了一个审慎的选择。最后确定下来的这十三部经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对于中国古代史和儒家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学术价值。“十三经”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文丨周春健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