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国庆节后不久，中国文化界重量级人物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等，递交了一份重要的请示报告给政务院，提议发掘明朝的长陵。 此建议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尽管面临考古技术和保护能力的局限，政务院最终批准了这一请示，长陵发掘委员会随之成立。 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了长陵的前期钻探工作，但因资料不足及对地宫位置的不确定，发掘工作遇到了难题。 在多次探讨后，委员会决定将发掘目标转移到了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 在1958年，历史研究院选择了万历皇帝的定陵作为挖掘对象。 吴晗、郭沫若等领导的考古团队在一天下午正式打开了这座古陵的金刚墙。 进入墓室的团队首先被眼前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和贵重文物所震撼，团队成员被分派进行宝物清点。 考古队进一步深入主墓区，发现了万历皇帝及其两位皇后的棺椁。 棺材被小心翼翼地打开，露出穿着龙袍、身体按北斗七星排列的万历皇帝遗骸。 周围铺满了金银玉器和珍贵的绫罗绸缎，枕边放置的是传说中的金丝翼善冠。 从定陵中总计出土了超过三千件珍贵文物，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考古处理经验，超过一半的文物遭到了破坏。 同年9月，新华通讯社向全球发布了发掘成果的消息。 消息中描述了定陵深埋地下的宫殿式结构，其中后殿放置的三口棺材以及随葬品的壮观场景。 尽管万历帝生前花费巨大精力与资源建造陵墓，在其死后340年，他和两位皇后的遗骸被重新挖掘出土。 苏联雕塑家格拉西莫夫曾希望将这些遗骸带回苏联进行修复，但考虑到这些遗骸的重要性，他的请求被委员会拒绝。 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后来对这些遗骸进行了修复。 在1959年的国庆期间，定陵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游客们得以近距离观赏到明朝时期的皇家宝藏，其中不乏精美的丝织品。 当时，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庞大，包括600多件丝织衣物以及177匹完整的丝织料。 这些纺织品原本存放在棺椁内，层层叠叠地保护着帝后的遗骸。 定陵的发掘也暴露了文物保护方面的缺失。 明朝的丝织品以其使用金线、孔雀羽线织成的锦缎而闻名。 然而，这些珍贵的文物一旦离开了原先相对稳定的地宫环境，就面临了温度、湿度和光照等因素的威胁。 尤其是那些脆弱的木制品、纸张和丝织品，很快出现了变形和褪色的问题。 早期的尝试包括在丝织品上涂抹一层有机玻璃，但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文物的损坏。 随后，保护人员不得不将文物静置不动。 此外，当时的库房条件极差，甚至出现漏风的情况，与同时期其他如马王堆博物馆相比，差距显著。 这种状况直到1979年以后才有所改善，当时新的工作人员如王岩加入，开始倡导建立更加现代化的库房。 1960年代，定陵的发掘开始得到全面关注。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动荡时期，考古工作也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 特别是在动荡时期，定陵的皇帝和皇后的遗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当时的考古人员，包括庞中威在内，未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庞中威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时，仍然感到遗憾，尤其是许多当时应有的细节没有得到记录。 没有留下合影，没有对重要发现及时拍照，甚至连最基本的文献资料都没有做到充分保存。 在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中国在考古领域逐渐建立起了更加规范和严谨的工作标准，尤其是对帝王陵墓的保护，制定了严格的发掘政策。 此后我国还发现了多处帝王陵墓。 1974年，几位临潼地区的农民在挖井时意外发现了陶俑坑。 这些陶俑，被安排在距离陵墓东部约955.5米处，被认为是陵墓的外围防御系统。 这些陶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造型生动。 关于秦始皇陵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防水工程。 为工匠们建造了一个巨大的“ㄇ”字型防水大坝，覆盖了陵墓的三面，这一技术至今仍然有效。 据《史记》记载，地宫中有以水银制成的江河和大海，以及装有天文图象和地理图形的顶壁。 尽管秦始皇陵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其核心区域帝王的地宫至今未被开掘。 现代考古非紧急情况下尽量不动土。 此外，地宫的深度超过30米，发掘将面临多种复杂问题。 参考文献：[1]金世绪.定陵发掘——揭开地下宫殿的秘密[J].北京档案,2001(12):4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