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斌
在齐白石自用印章中，有一批以齐白石及其亲人年岁为印文，总计有29方。这些印文的主要功能应是钤盖在书画作品上，起到类似年款的作用。由于齐白石曾经“瞒天过海”，给自己虚加两岁，同时其虚增岁数的实际情况远较目前学界所揭示的更为复杂，这就给仅仅通过年岁印辨识书画作品创作年份增加了难度。
齐白石刻印中
齐白石《追摹八大小鸭》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九九翁”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戊午后以字行”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年高身健不肯作神仙”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七五衰翁”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年岁之谜新探
谈齐白石年岁，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他曾经给自己“加了”两岁。
齐白石生于清同治二年（癸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其对应的公历日期是1864年1月1日。直到丁丑年（1937年）以前，齐白石计算自己的岁数，大体都是按虚岁的计数方式来的，但是丁丑年之后，他将自己的岁数凭空多加了两岁，具体原因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有交代：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我七十七岁。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我在他批的命书封面，写了九个大字：“（三月）十二日戌刻交运大吉。”又在里页，写了几行字道：“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从丁丑年起，我就加了两岁，本年就算七十七岁了。
关于此事，齐白石四子齐良迟在《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一书中也有回忆，但说法与此有所不同：
住在北京西城屯绢胡同，有个叫舒之鎏的（又叫舒贻上），他当时在北京是个很有名气的算命先生。父亲七十五岁（虚岁，这年是丁丑年）那年，求他批个八字……这是我父亲给自己加的两岁……所以，在他一生问世的画幅中，他的落款就没有七十五岁、七十六岁的画。
舒之鎏，字贻上，湖南长沙人，1924年前后在教育部下辖的京师图书馆任编辑，后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他翻译过很多文章，并出版了不少译著。因其长期在北京活动，《白石老人自述》里记载的“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可能与事实有出入。齐良迟所说的“他（舒之鎏）当时在北京是个很有名气的算命先生”也不尽客观，因为舒之鎏显然并非职业的算命先生。
不过，齐白石的年龄问题也并不像《白石老人自述》里说的那样简单。实际上，在丁丑年之前，齐白石就有给自己增加两岁的情形。
北京画院藏有一幅齐白石《追摹八大小鸭》，图上有两处题款，其一从右上一直写到左下：“余四十一岁时客南昌，于某旧家得见朱雪个小鸭子之真本，钩摹之。至七十五岁时，客旧京，忽一日失去。愁馀取此纸心意追摹，略似，记存之。乙亥二月，白石。”按照传统虚岁记岁法，此时为1935年，齐白石应是73岁。这也使得齐良迟所说的，在齐白石一生问世的画幅中，“他的落款就没有七十五岁、七十六岁的画”，并不属实。
1935年4月13日，《天津商报画刊》推出“白石山翁诗书画印专号”，刊登了一幅齐白石外孙媳邓柏云所画的螃蟹图，图左上有齐白石题跋，“乙亥二月十又四日，吴生使照相者为柏云与宝姬留作画像。此幅乃柏云对照机画也。柏云赠余，并求余纪其事。白石老人，年七十又五矣。”
在齐白石纪年印中也能找到同样的例子。比如白文印“五十八岁以字行”，一般以为这里的“五十八岁”系指1920年。恰巧齐白石有朱文印“戊午后以字行”，大致对应公历1918年。由于两方印说的是同一件事，正好可以互证，这就说明齐白石早在1918年，就已经给自己虚增了两岁。
当然，大体上，齐白石还是从1937年农历三月十二日以后，才正式给自己虚增两岁的。但以上案例也足以证明，实际情况并不像之前所普遍认为的那样绝对。
提前为自己刊刻年岁印
齐白石有提前为自己刊刻年岁印的习惯，一般是在其本人生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后，刊刻次年的年岁印，然后在春节之后开始使用。偶尔会晚至正月初一才刊刻当年的年岁印。不过也有特例，比如白文印“年八十六矣”，此印虽无年款，但有边款“刊于白下”。白下即南京别称。据《白石老人自述》：“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十月，南京方面来人，请我南下一游。”齐白石于1946年农历九月底从北平乘坐飞机赴南京，农历十一月初离开南京，乘火车去上海。可知此印刻于1946年农历九月底到十一月初期间，也就是在齐白石农历生日之前不久。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1946年齐白石手拓印谱，名为《齐白石印谱》。该谱第一方印即为“年八十六矣”白文印，齐白石题：“淑度白石之门人也，北平别来已越六载，今逢于南京，值予正刊此印，求拓之以纪事。丙戌十一月一日。”据此，可进一步将此印的刊刻时间明确为1946年农历十一月一日。
按照齐白石1937年以后的记岁法，他从1946年农历年初即自称86岁，依照前述齐白石刻岁数印的习惯，他当提前于1945年农历十一月刻此印。但此印却晚了近一年，迟至他86岁当年的农历生日前不久才刊刻，是目前已知的刊刻时间最晚的齐白石年岁印。个中缘由，可能是齐白石从北平出来时忘带年岁印，所以临时刻一方以备用。不过既然赶着刻出来，按理应该多多钤用才对。但让人困惑的是，目前尚未见到钤盖此印的齐白石书画作品。
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曾述及此次南京、上海之行，“我带去的二百多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一捆一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这玩笑开得多么大啊！我真悔此一行。”齐白石此印刻而不用，可能与此行并不愉快有一定关系。
齐白石记岁数有一定的随意性，总体上倾向于夸大岁数，前文已述及。偶尔他又会实打实地按照周岁来算岁数，比如他有“老齐郎”朱文印，边款“余年六十矣，今宵便亡，不为短命，刊此一笑。癸亥十一月廿二日灯下。白石。”癸亥即1923年，此年农历十一月廿二日正是齐白石60周岁生日当天。他在这里自称60岁，是以周岁来算的。
白文印“年近九十”，钤盖于中国美术馆藏《残荷》图，图有款识：“方叔乡先生同客京华，故能得残荷。八十六岁白石。”按照齐白石1937年以后的记岁法，其86岁当在1946年。故此印刊刻时间不早于1946年。本来这一年自称86岁，已经是在计算虚岁的基础上再虚增两岁的结果，现在又迫不及待地刻印章自称“年近九十”并钤盖于画作，再次说明齐白石确实存在夸大自己年纪的心理倾向。
身登高龄人书俱老
值得注意的是，齐白石刻有一方白文印“七五衰翁”，无边款。前已论及，齐白石似乎习惯于在每年自己的农历生日前后，提前刻一方年岁印，以供随后的春节后启用。由此推论，白文印“七五衰翁”很可能刊刻于丙子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37年1月4日）前后，按照齐白石自己的算法，当时他仍在74岁之年，跟往年一样，他准备一等春节过后，就启用这方标志自己已届75岁的印章。
从“七五衰翁”这方印章来看，齐白石在自述中的说法“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可能不完全符合实际。而齐良迟说舒贻上于丁丑年在北京给齐白石算命的说法更可信一些。因为，如果舒贻上是早先在长沙给齐白石算的命，齐白石早就知道需要“七十五岁口称七十七岁”，那他就根本没有必要刻这枚印章了。
所以，实际情形可能是这样：在刊刻白文印“七五衰翁”之后一个多月，迎来了丁丑年春节（1937年2月11日）。春节后不久，齐白石听信了“瞒天过海”“今年七十五岁，可口称七十七岁”“逃过七十五岁一关”的说法，便声称自己已是七十七岁，并在画作上题写“丁丑年七十七岁”字样以强化效果。此后，他的画作上就不再题写“七十五岁”“七十六岁”字样，也不再钤盖“七五衰翁”白文印。而浙江省博物馆藏齐白石《松鼠图》成为了惟一钤有“七五衰翁”白文印的画作。
细论之，齐白石的这些年岁印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五十以后始学填词记”“五十八岁以字行”印文虽包含年岁时间信息，但其本质上仍属“纪事”印。这类印的特点是客观纪事，所以印文上的年岁往往并不高大，以致有“五十”“四十五”乃至“四十”这样相对比较年轻的岁数出现。
至于“七八衰翁”“吾年八十二矣”“年近九十”等印，是纯粹标记自己年龄的，它在客观记取年岁的同时，往往暗含有“高寿”的含义。古人有“年过七十古来稀”之语，一般认为七十岁以上即可称高寿。所以这一类印文上的年岁往往比较高，一般在七十岁以上。吴昌硕“七十老翁”印，也是同样的意趣。
吴昌硕与齐白石都得享高寿。他们在七十岁以后，不但为自己刊刻年岁印章，并钤盖在书画印作品上，而且喜在书画印作品上题款写明自己的岁数。这里面传递的文化信息大抵有三个。其一，人的年龄越大，往往阅历越深。对艺术家而言，高龄更意味着从事艺事年深月久，其经验之丰富、造诣之精湛自是不言而喻。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人书俱老”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其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福寿观念”，视高寿为福。人们喜欢亲近有福、高寿之人，认为这样可以“借福气”“沾喜气”。其三，中国人喜欢将高寿与个人品德相联系，诸如“仁者寿”“年高德劭”等词汇就传递出这种取向。对于已届高龄的画家来说，这自然是十分有利、由衷欢迎的。齐白石专门纪年的印章，全都是七十岁以后所刻，应当也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折射。
齐白石还有一方朱文印“年高身健不肯作神仙”，印文非常直白地表达出自己身登高龄而产生的喜悦。目前所知最早钤盖此印的画作——由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三子图》，正是作于丁丑年（1937年），这应该不完全是一种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