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于学忠向蒋介石控告，称遭到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人刺杀，蒋介石只得将沈鸿烈免职，并让于学忠推荐省主席人选。 本来蒋介石让于学忠兼任山东省主席，但于学忠坚决表示无法兼顾，并推荐了两个人，让蒋介石从中选择一个担任省主席，这两人一个是鲁苏战区总部（总司令于学忠）秘书长兼政务处长周从政，另一个是东北军51军军长牟中珩。 按照于学忠的推荐次序，他更属意周从政为省主席的，因此他让周从政前往重庆去见蒋介石。周从政到了重庆后，受到蒋介石接见，蒋介石对周从政在山东的生活情况表示慰问，并表示同意周从政就任省主席。 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回到重庆改任农林部长的沈鸿烈也得到了消息，他连忙去见蒋介石，控告周从政是地下党，不能当省主席。结果，当周从政再次要求见蒋介石时，便被拒绝了。蒋介石还授意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特务监视周从政。这样一直过了三个多月，到1941年12月底，蒋介石才任命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 虽然周从政未能当上山东省主席，但是牟中珩也是于学忠推荐的人选，沈鸿烈气急败坏，又向蒋介石指控于学忠和八路军走得太近，不宜久留山东，这使得蒋介石对于学忠戒心重重。 为了让于学忠难堪，沈鸿烈又策动其在山东时的亲信部队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和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公开投日。 沈鸿烈已经离开山东到了重庆，那么又是如何策动吴化文、张步云投敌呢？原来，沈鸿烈去重庆时，专门带着一部电台，因此他虽人在重庆，仍能通过电台遥控指挥。沈鸿烈经常给山东省府秘书长雷法章及吴化文、张步云等人发去电报，商议和唆使吴化文、张步云两个师公开投降日军问题。 1942年春，沈鸿烈给吴化文、张步云发去密电，暗示两人和日军合作，共同进攻于学忠的防区。当吴化文收到电报时，洋洋得意地向亲信说：“现在我们投靠日本，即使将来日本人败了，我就拿着这封电报去见蒋介石。” 不久后，沈鸿烈在山东时的原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宁春霖，秘密会见山东日军代表，交涉吴化文、张步云两师公开投敌事宜。吴化文、张步云两部投日后，马上配合日军向苏鲁战区总部及51军防区进行大扫荡。于学忠所部损失很大， 1943年夏，蒋介石电令于学忠率部离开山东，于学忠复电称一旦离开，防区将会被日伪军占领，沈鸿烈趁机联系山东的国民党旧属，弹劾于学忠，称：于学忠如果决不离开山东，他不投八路，也会投日本。 沈鸿烈还去面见蒋介石，指责于学忠不积极执行蚕食八路军山东根据地的指示，以致使八路军蔓延山东全省。蒋介石听了这些反映后，下令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兼任鲁西挺进总指挥，率部进入山东取代于学忠。 在李仙洲进入山东时，沈鸿烈在山东的旧属，纷纷串联，利用宣传工具，掀起“驱逐于学忠出鲁”、“欢迎李仙洲入鲁”的丑剧。 不久后，投日的张步云亲自带领日军夜袭于学忠总部，经过激战，于学忠臂上受机枪伤七处。蒋介石以怜惜于学忠身体为名，发来急电：“接电后立即出发，率军出鲁，否则以军法从事。” 于学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1943年9月率51军和原57军111师离开山东，到达安徽阜阳驻扎。于学忠到达阜阳后仅仅几天，蒋介石便宣布撤销苏鲁战区总部，调于学忠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于学忠离开阜阳前往重庆时，牟中珩气愤地说：“沈鸿烈曾说过，只有他在山东大家才站得住，他如果不在山东谁也站不住，现在看来他这些话不是偶然的了，他是早有预谋。” 蒋介石对于学忠一直心怀积怨，在沈鸿烈等人的配合下，这次终于让于学忠失去了兵权。于学忠原是东北军将领，是张学良极为信任的心腹。西安事变前夕，于学忠率部驻扎兰州，任国民党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在西安的于学忠，给兰州的部署发去电报，让迅速将朱绍良的甘肃绥靖公署及其卫队和胡宗南的骑兵团以及绥署集中营的看守部队一齐缴了械，释放了集中营的“犯人”。 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时，嘱托于学忠代理指挥整个东北军，此后于学忠往返于西安和兰州，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力不少。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于学忠自然是不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被夺去兵权只是时间问题。 于学忠率部离开后，所控制的区域大部分被日伪军占领，李仙洲带着部队进入山东后，和日伪军作战，屡战屡败，待了半年也无法立足，不得不离开。至此，国民党在山东的局势完全恶化，大量军队投日当了伪军，八路军成为山东抗日的中流砥柱。 对于自己在抗战中的做法，于学忠后来是这样自评的：“我们在鲁苏战区采取的策略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取中立立场，团结友军，不搞摩擦，坚决抗日救国。” 当于学忠到重庆就职后，此后再未掌握兵权，被蒋介石冷藏。国民党山东省参议会议长孔繁霨对此痛心疾首，说：“沈鸿烈不顾大局，为了对付于学忠，叫吴化文、张步云公开投敌，这是他留在山东的两颗炸弹，炸垮了于学忠。”
登高望远
于学忠为什么不自已直接兼山东省主任，推荐别人就意味着变数
最爱Owen
蒋介石一向信任和重用小人，他焉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