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初，陈仪写信劝汤恩伯率部起义，友人吃惊的说：“汤恩伯此人面善心狠，小心他反咬你一口。” 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在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他亲笔书写的胡林翼的两句话：“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不过，汤恩伯此人，菩萨心肠是没有的，屠夫的手段却是频频。 有一次，汤恩伯途经河南临汝县时，该县县长递交了一个条子，状告当地人阎老五。汤恩伯未加考虑，即批上“就地枪决”四字。同行的李宗仁、于学忠等人大为震惊，认为不加调查就妄断一个人的生死，实在是太过于草菅人命。 汤恩伯的滥杀不只表现在对百姓平民上，即便是他的部属亲信，也动辄开刀问斩。第十三军副军长鲍刚，在部队扩编时没有当上军长，因此满含怨气，向汤恩伯请假回老家安徽。结果，汤恩伯大为恼怒，认为鲍刚对自己不忠，另有所谋，表面答应了鲍刚的请求，暗中却密令亲信陈大庆趁鲍刚在湖北枣阳视察防务的途中，埋伏部队，将鲍刚打死。 蒋鼎文是蒋介石的所谓“五虎将””之一。1942年初，蒋鼎文接替卫立煌到洛阳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职，成了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顶头上司。蒋鼎文下车伊始，仗着自己来头大，便以老资格的派头对汤命令行事。汤恩伯哪吃他这一套。汤恩伯深知蒋鼎文没有基本部队，是个“光杆司令”，而他则指挥五个集团军、数十个挺进纵队共四十万人马，根本不把蒋鼎文放在眼里。 当然，蒋鼎文也非善类，他对汤恩伯的阳奉阴违，不愿就范，十分恼火。特别是第一战区长官部的一位副官处长刘家庆对汤恩伯着意逢迎，更使蒋鼎文耿耿于怀。 有一次，刘家庆因失职遭到了蒋鼎文的严厉训斥，便到汤恩伯处哭诉。汤恩伯安慰一番后竟将刘家庆提升为漯河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蒋鼎文认为这是成心拆他的台。于是与其亲信智囊团几度密谋，决定在军政各界中，上下拉拢，孤立汤恩伯。 但是，事情很快就在明争暗斗中见了高低。汤恩伯看清了蒋鼎文的用意，便在叶县这个据点，对前来投靠的军政人员，一概殷勤招待。一时间，外间纷纷传说汤恩伯的“副长官部”是“富长官部”。很快汤恩伯就将不少蒋鼎文的追随者拉到自己的门下，蒋鼎文反倒成了个孤家寡人。 表面上，汤对部队的经理权约束很严，曾下手令规定，连长如有吃空饷者必予枪毙。事实上，他公然规定所属各军按编制造领粮饷，其空额统统“缴”归总部，充作全军的“公积金”。对这“公积金”谁也不敢过问，也从未见公布过收支账目。 汤恩伯知道，仅从军饷中克扣空额，是捞不到大钱的，他于1942年，令其亲信在界首、漯河、洛阳几个中心点大做套购黄金的买卖。汤恩伯还在界首设了个“物资管理处”，美其名曰管制物资，实际上是大做投机买卖。 此外，汤恩伯还开设了一家私营“鼎泰公司”，进行武装走私。其他诸如烟厂、陶瓷厂、毛纺厂等不胜枚举。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和汤恩伯私交很好，在戴笠的支持下，河南的军统人员和汤恩伯部互相勾结，走私牟利。 蒋、汤的不和，使华北的日酋冈村宁次在北平大为叫好。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中原地区首当其冲。 蒋、汤身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在大敌当前之际，仍在争权争势互相倾轧。结果，日军以20万人的兵力，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将第一战区在河南超过五十万的部队击溃，迅速结束了中原作战。 在防务上，汤恩伯为了阻挡日军战车前进，一时心血来潮，决定北自郑州附近起，东至开封，向南延伸到周家口附近，开掘两道复线长达千余里的深沟。当地人民除了出劳力供驱使外，还要供应木材、石灰一类材料。材料一时供应不上，汤就下令拆毁祠堂、庙宇、民房。施工区内有许多坟地，当地人民多不愿破坏祖坟风水，汤便利用此种心理，进行敲诈。 谁知，费尽心血和代价所挖的深沟，在中原一役中竟未发挥丝毫作用，日军在进攻时绕开深沟，长驱而进，如入无人之境，郑州、洛阳、叶县很快便沦入敌手！ 当时群众所传中原四害：水、旱、蝗、汤。这最后一个“汤”字，指的就是汤恩伯。老百姓还把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合称为“浆糊汤”。 陈仪是最初改变汤恩伯命运的恩人，汤恩伯视陈仪为自己的恩师。他们之间的私交仅用“友情”二字是难以概括的。汤恩伯对陈仪常以“恩师”长辈之礼待之，往来函电中亦自称“晚”或“生”以示敬重。 1949年初，时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的陈仪，决定在解放军渡江时，在浙江发起起义，他认为汤恩伯是他多年培养，一手提拔，亲如子侄，可托腹心的人。 一天，陈仪打电话约汤恩伯到杭州来面商机密，汤恩伯借故一再推诿。按理说，陈仪应该有所警觉，友人夜劝他小心汤恩伯。 陈仪对此置若罔闻，并派外甥携带亲笔信去上海见汤恩伯。汤恩伯收下信后不久，便将原件、复印件分别交给蒋介石、毛人凤。 2月，陈仪被免职，紧接着被软禁关押，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仪被送到台湾后遭到杀害。平时逢人便说“我对公侠（陈仪）先生以父事之”的汤恩伯，到了关键时刻，连其救命恩人也是可以出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