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顒的新作《两间》以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为开端，结笔写到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慈禧太后带了光绪皇帝、王公大臣等一班人马逃窜到西安，清廷由李鸿章出面议和。前后不过三年时间（1898戊戌年-1900庚子年），却涉及到晚清内外交困、腥风血雨的一段历史。这是近代史无法绕过的一道坎，有不少正史、史论，乃至野史、传奇一类的书写，也出现过个别的长篇历史小说。但是如《两间》这样以更多历史事端为背景，又主写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似乎还是首例。面对众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事纠葛、以及难以厘清的众说纷纭，《两间》的作者知难而上，敏于思考、勇于探索，多有突破。
不排除作者有在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填补某些空白的雄心，但其更直接的动因，还是他对知识分子题材持之以恒情有独钟。而且其外祖父的青年时代恰好与这个时期相重合，与相关人士也有过交集。《两间》并未正面描写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与光绪皇帝为代表的维新派之间的生死较量，而是描写在戊戌政变后仍然倾向变革的读书人，如何在时代的大变局中谋求生路，探寻国家未来的真诚和追求。它也不是一部传记体的作品，而是通过纪实和虚构，组成一个社会关系网，既写出个人的行动和命运，又侧写支配其后的历史是如何的荒诞和诡异。
秀才徐方白是该长篇小说的贯穿性和结构性人物。他与湖南同乡谭嗣同在北京的浏阳会馆结识，便自愿为他打理文书。谭被抓时，徐从天津赶回，才知他执意留在浏阳会馆等待清兵来抓，徐方白也陷入了被抓捕的险境，后来在谭身边的虎将七爷的帮助下，来到了陌生的上海滩。
长篇小说如要表现时代的动荡变迁和人物的颠沛流离，势必要写到主要人物和相关人士踪迹的空间转换。表面上看只是某种地理环境的迁徙，实际上却展现了人物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的境遇、遭际、人际交往等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引发出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在诸多意外中潜伏着必然性的草蛇灰线。空间理论自上世纪下半期以来已渗透到文艺批评和创作实践之中，《两间》的作者应有诸多直觉的领悟。如果说徐方白在北京所处的险境折射了血雨腥风、岌岌可危的政治性空间，那么彼时的上海因其半殖民、半封建、中西融合、华洋杂处的特殊环境，产生了多元杂糅的空间。其间既有政治的、经济的空间，也有新闻出版业为标志的文化传媒空间，既有官办的实业，也有民营的实体。一个好的作家，需要对此有宏观的把控拿捏，也有微观的呈现展示，才能准确而生动地展示其空间的多元性。
《两间》的主场地也即主空间在上海，因此作者有不少高屋建瓴俯瞰式的概括性描写。如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上海，情势远没有北京那么紧张。四马路、五马路那儿，照样夜夜轻歌曼舞、酒香弥漫；清廷在上海的统治代表，受到租界中洋人权力的制约，不敢过分霸道；上海道台与洋人的治权，犬牙交错。在此既二元对立又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里，徐方白在张元济主持的南洋公学译书馆里找到了可以糊口的生计。张元济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因参加维新运动，在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后来主要居于上海，成为对近现代出版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文化人士。小说写到他曾与康有为一并奉召入宫，被光绪皇帝单独面询，与谭嗣同讨论变法要义。变法失败后，因李鸿章求情，被朝廷以“永不叙用”断绝了他的仕途，盛宣怀则礼聘他主持上海南洋公学的译书院。徐方白和张元济从北京到上海的空间转换，其实表明文人和文化的南下，先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
小说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张元济与徐方白之间的同气相求、志同道合的交往和友谊。在徐方白的眼里，进士出身且有现代眼光的张元济是难得的人才，他做过翰林学士，办过“通艺学堂”，教授外语和西方科学，在京城读书人中名气很大，因为避祸才到上海谋求生存与发展，而同样为了摆脱险境的徐方白从北京抵达上海后得以与他深交。他认为变法维新，仅仅集中了读书人的力量，那是狭窄的，没有将更多底层的爱国志士鼓动起来，失败也是难免的。应该说，张元济一直在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并且探寻国族和个人休戚相关的道路。
《两间》的独具匠心，在于作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以文史兼顾的叙述手法和夹叙夹议行云流水般的表述，指陈维新改良派失败惨痛的历史教训，批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早令夕改、出尔反尔的昏庸愚昧、对民间的义和团先剿后利用，以及揭示清廷的南方大员如何以东南互保的策略来对抗与自保。凡此均能从容不迫、绘声绘色地一一叙来，引动读者一探究竟、了解历史真相的兴趣。作者通常不以叙述人的立场和语气出现，多半借作品中出场的人物透露。其中如参与过维新运动的徐方白和张元济、招商局码头账房实为两广总督在上海的眼线林先生、盛宣怀幕僚后为上海总督幕僚的绍兴师爷等等。在他们相互接触和洽谈中，透露出戊戌政变后中国北方和南方的风云变幻，一代枭雄袁世凯在皇帝、太后两派间骑墙观望扮演了两面派角色，各方势力的动向和互相摸底，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行动，媒体舆情等等。凡此种种组成巨大的信息流向读者奔涌而来，造成一种阅读冲击和情绪张力。这种以往小说中很少采用的信息流手法，值得关注。
小说中人物在上海获知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英国人在中国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中文大报小报，这完全符合当时上海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局面。其中写道：“不久，徐方白还觅得更新鲜的奇闻，与大清朝顶牛的，有比康梁更狠的一帮，为首之人，名字听来甚雅，叫孙文，报纸上，却有骂他为孙大炮的，因为他的主张激烈，丝毫不留退路，直言必须推翻帝制，连英国君主立宪样式的虚名也绝不保留。”仅这节文字，就使读者意识到当时在中国不仅有保守派和已被镇压的维新派，还有彻底推翻帝制的革命派。这就意味着存在三股思潮和力量。这种对内在的思想层面的深刻揭示，也是《两间》相当出彩的地方。
小说写到了张元济、徐方白两位读书人从默契投合到有所分岐，可谓点睛之笔。张元济约徐方白参观领事馆路（今金陵东路）上的商务印书馆，这位进过翰林院的进士，决定收购日本印刷所，表现出脱离官办实体，深度介入民企商务印书馆出版事务的意向。通过组织出版新书、新教材，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而受邀的徐方白却怀疑，这是否是当下救国救民之急需？他不相信印几本教材就能改变世道，便质疑张元济：“那变法维新之事再没有希望了？”徐方白梦想君主立宪，把希望寄托于南方几位总督大员的身上。但又觉得张元济说那些大员并不可靠实为至理，所以此时他的人生方向仍是飘忽不定的。后来他读了先贤王船山的学说，喜欢上他以生命和热血写就的文章。徐方白因智慧才干曾受到地方大员的赏识。他却毅然决定放弃后半生可能腾飞的机会，因为“我普通读书人而已，不求高官厚禄，只求对得起天地良心”。显然，他终于调整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担当。后来他果然写出了一组慨当以慷、壮怀激烈的宏文，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显而易见，无论在张元济身上，还是在徐方白身上，作者都写出了时代的血雨腥风在读书人身上留下的印痕。
在人物刻画方面，张元济是位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小说写得不刻板不拘泥，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徐方白虽有原型，但有更多的虚拟，是一个因叙事结构需要而被召唤的角色。因为有了他，才使叙事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不仅有知识界，也有官场，还有民间人士。小说以不小的篇幅写了因七爷的介绍，山东来的三郎和妹妹前来投奔他，因为他们与溃散的义和团有着很深的牵连，为了掩护他们，徐方白只得与三郎妹妹假结婚，名义上成为一家人。而三郎却负有一定的使命，以致惹祸逃亡，引出多次事故。显然这条线索使义和团残余活动具象化了，也烘托了三郎兄妹的侠气和徐方白的仗义，提供了作为小说需要的情节性和生动性。由于来自广东的林先生是一个院子里的邻居，徐方白就多了一份交集和提防。林先生狡黠莫测的为人，也被作者写得活灵活现，十分传神。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是鲁迅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的一首五言绝句，以明自己的孤独、坚持和彷徨。孙顒把这首绝句的后两句作为小说篇名下的引文，而篇名仅用＂两间＂，倒也十分巧妙、新颖而醒目。“两间”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篇名，自然不再是鲁迅特指的“新文苑”和“归战场”，而是寓意一个古老国家在毁灭与新生间的挣扎，以及荷戟者的孤独、坚持和彷徨，从中也可看出作者的人文情怀和对一段过往历史中的荷戟者的缅怀和致敬。因此我把长篇小说《两间》命名为新的历史人文小说，并认为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