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整理自己的几个书柜了，摩挲纸质书籍的乐趣也好像有些疏远了。这次，偶站在这几柜几十年买聚拢来的书籍前，不觉随意就近抽取几册来翻看一番。其中一册，是《老子新译》（修订本），任继愈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这应该是本人高中时购得的本子。
当时一方面不知天高地厚，少年气盛，好像要把所有经史子集一览无余似的，一方面却对于《老子》这样的玄之又玄的子部，总有点畏难的想法，觉得高妙莫测，有点不知何处下手。看到这样一部文白对译的本子，觉得多少是个化难为易的途径，便也买了下来。
这次翻开书时，看到里面夹了一纸高中时写下的小短文——当时除了作文本上写的作文，语文老师还要求每周或是隔周做一篇“星期文章”。这一纸短文，估计就是刚买来那一册《老子》，翻读一过，“就地取材”，借老子为题写几段感想，当作作业交上去的。老师阅后发还回来，顺手便夹在了短文所由“取材”的这册书里了。
这让三十多年后的自己都好奇了，不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学生对于玄妙的老子的那些古奥说法是怎么看的。那纸短文当时起了一个如今足以让自己汗颜的题目：“对老子‘无为’思想的评述”，其中有这么几段：
“他的‘无为’的思想其实是其理想社会的蓝图。在这个社会里，人人追求的只是自身存在。他们彼此克制，绝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他们很少欲念，没有野心，各自按着自己的道路生活。在《道德经》五章里有这么一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是无所谓仁慈的，听任万物自己生灭；‘圣人’是无所谓仁慈的，听任百姓自己生灭。）很清楚，‘自身把握’和‘不加干涉’是理解‘无为’思想的关键。要维持这种‘无为’社会，减少欲望、克服欲望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梦想一件超出他能力以外的事情的时候，他必然会去强求于人，这样对人就‘有为’了，有为就要引起纷争。
“但是‘无为’的前提是：克制。而克制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自由幸福的前提。想把不相容的矛盾转化成相容的矛盾，是文学趣味，而不是哲学趣味。老子希望百姓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是多么封闭，多么无味啊。”
文中的不少表述，我自己现在也觉得陌生，需要费思量去猜测。年少时对于老子思想的观感，与如今的自己大不一样。比如，当时怎么把“无为”落点在了“克制”上的？这样一条“连线”，现在自己都有点弄不大明白。也许是因为，那时借着中学的哲学课程，在课外把黑格尔、萨特等不同时期、不同门派的西哲著作胡乱看了不少，似懂非懂，得出一个各伸其伸、各展其展、相伸相展、相应相对、意志发动、相克相生的“有为之境”，以此来反观老子的无为，自然视之为一种克制，当然觉得有点儿格格不入，却没有想到，老子之所谓“无为”，可能既是在摒弃刻意的钻营，而又不认为可以“天予不取”，只要能够得以自然展开，也便可以自然相得。此与西哲的哲思，也是有相通之处。但是，一个少年之于老子，那缘分总不会很深吧。
这一册书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译著者任继愈先生的大名。后来读书渐广，知道他是老辈中学问较深的一位，对于释部典籍也有研究。特别是他的一些访谈录，中肯通达，甚至比他的文章还要好。至于这一册新译，记得初读的印象是，即便已是八十年代的修订本，序言介绍里的行文，还难免有些特定年代的轻微痕迹，但这都不要紧，正文部分，古注今解，选择精当，译文平易，明白晓畅，对于初读《老子》的人，总不失为一个“捷径”，把个《老子》五千言内容的大概，多少能够有个了解。这让我想起冯友兰先生晚年专心一意撰写出的那一套中国哲学史新编，当然不如他年轻时写的有陈寅恪和金岳霖先生审阅报告的那一部哲学史，一读起来就让人赏心悦目，但是只要耐心透过表面略显“时代感”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力求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有所新解的努力。
儿子小李读中学的时候，每天晚上只要他功课之余有一点闲空，我们总要开辟出三十分钟左右的读书时间，《论语》《孟子》之后，也读过《老子》，用的就是任先生这个本子。不过，老子之道，众妙之门，读一家哪里够。他如今已在读博士了，专研的是光子晶体和拓扑学等理工科的方向，与老子这样的中国古哲文史之类的内容离得似乎很遥远了。他中学之后是否接触思考过老子的思想，我不知道。只是现在有时听他说说专业上的事，觉得他对科学还是有很好的理解，没有过分科学主义的气味，明白科学有科学的边界，不是可以用科学的逻辑把全宇宙都“囊括”起来的。
我有时候说科学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科学”，科学是客观的，但同时也是“属人”的。科学用“人的逻辑结构”来建构理论，并用“输入与输出不断平衡”的实验验证，来不断地证实而同时又为“证伪”敞开永远的可能空间。科学在证明一切，但唯独无法证明“证明”本身。科学最最内在的那一个“核心层”，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是证明完后牢固地作为基础让科学稳稳地堆叠上去的，而是反过来，科学“无可证明地”需要这么一个基础，对这样一个基础，人能做的，也许只有“沉默”吧。
如此的想法，小李也能够理解和体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赞同，甚至用自己科研中的一些真切体味与之对应。这对于一个弄科学的人来说，也是难得了，或许与中学时读老子之类多少有点关系吧。老子之言“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科学追溯至其根本，应该与老子之“道”，走在一条路上。
其实，读书常常是个潜移默化的事情，读的当时不过随意地读过了，不多时也就丢在脑后，忘记了，但说不定就如无形的种子，“藏”在那里，没来由一下“冒出头”，连自己也可能小小吃一惊。我们那时夜读《老子》之类，也不过每次读几行，大家议论个几句也就过去了，具体议论什么，谁还记得住。小李如今也没空陪我玩“想当年”的游戏了。
幸好手头还有小李高中时的一篇作文，当时看了蛮欣赏，所以留下来了。作文里写到了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给病危中的父亲的一首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也写到了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鼠疫》和汪曾祺先生的名文《跑警报》，没有写到老子。其中有这么一段：
“有些自以为看透一切的悲观论者就会认为，人类太渺小了，即使整天忙忙碌碌，勤勤恳恳，最终还是逃不开被命运所捉弄。我们吃力地把生活的巨石推到了人生的高坡上，然而，上天轻轻一点，我们就连人带石，滚到了坡底，一切都从头来过。每个人所珍视的幸福，安稳的生活，一次地震，一场大火，一场重病，便可以夺走一切。似乎，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被所谓的命运所牵制了。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想，加缪通过《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给出了他的答案。鼠疫如同死神来临一般，无人可挡，即使没日没夜地出诊，救治病人，每天报上登载的死伤名单还是越来越长。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斗，不过里厄没有放弃，他依旧在与鼠疫抗争，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依旧在做他该做的事情。生活的价值，并不是通过改变世界，改变命运而达到的。生活的价值，就是生活本身。不管周围风雨大作还是风平浪静，永远还是要保持对自己生活节奏的把控。不要去想‘我能做到什么’，只要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自己该做的，这才是最关键的。真正让人满足，让人感动的，不是做的结果，而是做的过程。”
同样是中学时代的作文，我的那篇，把“有为”与“无为”对立起来，现在看来，太浅太浅。而小李这一篇，或许倒是点中了老子思想的精义，虽然通篇并没有提到老子的内容。老子的“无为”，又是“无不为”。“无为”是顺从自然，随世推移，也即“不否定”任何的环境、境遇和条件，只有以“不否定”为前提，才有“肯定作为”的空间，就是小李文中说的“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自己该做的”和“真正让人满足，让人感动的，不是做的结果，而是做的过程”的意思。
最后，还想说一点题外话。像《老子新译》这样的文白对译，简明是简明了，却也容易让“广义”变成“狭义”，无形之中限制住了思索的空间，不足以引动读者在字句的义项连属中做独立的引申和联想。记得知堂晚岁与龙榆生先生时有诗简书简过从，他们都对当时以郭沫若先生为首倡的用白话来对译《楚辞》等古籍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看上去总不大顺目。龙榆生先生后在一处诗注中还特别注明：“丈（龙先生称知堂为‘知翁吾丈’）对时贤改《楚辞》为今语，大不谓然。”
但我也要说一句老实话，郭沫若先生凭着他新诗人的一支诗笔，在对译中也有译得好的，比如在剧本《屈原》里的一首《橘颂》的译诗，不仅做到信与达，而且琅琅上口，雅也做到了，有些郭译的句子我至今还能够记得，脱口而出。
大约知堂更为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喜好，所以像在对译这些方面，看不大惯的时候就比较多。他在日本文学的翻译上也是内行，而且也有自己特别的喜好，所以曾经对于丰子恺先生《源氏物语》的译本指出过不够的地方。而在我们这样不大懂、却还是要读的人看来，却已经觉得丰先生所译是够好的了。
知堂在《源氏物语》翻译上所佩服的，是如今已经几乎被忘却的钱稻孙先生，虽说他只动手翻译了短短的第一帖《桐壶》。互联网如果只是作为新工具、新手段，实在是个好东西。我在网络上寻找了一下，居然把钱译《源氏物语》的那一帖译文找到了，登在当时的《世界文学》杂志上。读了一遍，那文辞实在是考究，知堂的赞赏，确实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