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路，一条隐匿于上海繁华都市中的百年老路。这条浓荫覆盖、宁静安谧的马路，全长只有一千多米，却承载着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近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都与这里发生过密切联系。这里不仅有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大同幼稚园等革命旧址，郭沫若、巴金、林风眠、丁玲等文化名人也曾在此居住生活。除此之外，南昌路上还有一处不为人知的红色旧址。95年前，这里曾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在此并肩作战，共同创办“文艺暑期补习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科文艺知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也在此成立，大批左翼文化精英在这里汇集，左翼文化运动在这里得到蓬勃发展。
文委与左联、社联的成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不断开辟新的革命思想文化阵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瑞金前，上海作为中共中央长期所在地，也是革命文化思潮汇聚之地，许多从事社会科学和文化活动的进步知识分子从各地相继集中到上海，他们大量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据统计，仅1929年就翻译出版了160多种社会科学书目，其中包括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书籍。历史学家何兹全曾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同年10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革命文化工作。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为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领导，中央文委在筹备左联的同时，由潘汉年、朱镜我、彭康、王学文、吴黎平、李一氓、邓初民等着手筹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0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社联工作章程和纲领，规定社联由新兴社会科学家组成，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运动为宗旨。大会选举产生社联执行委员，推选邓初民为社联主席，朱镜我为第一任党团书记。
之后，左翼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文化团体相继成立。1930年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为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
“文艺暑期补习班”旧址今何在
左联、社联成立不久，便着手通过创作出版进步书刊、组织社团、举办讲座、创办学校和补习班等方式，不断开辟新的宣传阵地，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社科文艺活动，培育革命新人。
当时，曾为左翼文化运动大本营的中华艺术大学遭到查封，学校将剩余的资金上交文委。正值临近暑假，文委决定利用这笔资金，由社联与左联共同创办暑期学校，由社联的王学文担任校长、左联的冯雪峰担任教务主任。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对学校管控严格，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在剧作家洪深的提议下，定名为“文艺暑期补习班”，实际上就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文艺教育的暑期学校。
在亲历者的回忆中，关于“文艺暑期补习班”开办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大都语焉不详。不过，王学文、冯雪峰、夏衍等多人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点，都提到补习班是在法租界环龙路举办的，但并未提及门牌号等具体信息。在开办时间方面，冯雪峰表示：“1930年7月和8月，左联和社联在文委领导之下共同办了‘暑期补习班’。”而学员刘芳松在《左联回忆片段》中则提到补习班是“左联和社联于1930年6月联合举办”。
事实上，为招收学员，“文艺暑期补习班”在创办初期曾在《申报》连续刊载招生启事，其中提到，补习班的科目有西画科、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科，报名者要求高级中学毕业以上者或具有同等学力者，报名地点为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西天福里福字二十号前楼，报名并通过考试后于6月25日上课。由此可知，补习班是从6月份开始进行招生工作并开课。
7月4日至9日，补习班在《申报》上再次刊载《文艺暑期补习班启事》，并在此次招生启事中提到了开课地点：“法租界环龙路环龙里一六六号”，这即是补习班开办的地点。这个地点不仅与亲历者的回忆相符，而且当时《金刚钻》报社在1930年8月3日刊登的一篇报道中也明确提到，国民党“市党部查得环龙路环龙里一六六号，有‘文艺暑期补习班’者，为冯雪峰王学文二人主持，有自由大同盟重要份子鲁迅等，担任教职……”。由此可知，补习班的具体地址当时是在环龙路环龙里一六六号。
环龙路，即今雁荡路以西的南昌路大部分路段，1912年以在沪上飞行失事的法国飞行员名字命名，1914年被划入法租界。环龙里为沿街新式里弄住宅，建于1928年。通过将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上海行号路图录》和现在南昌路的地址进行逐一比对，并根据实地走访，基本确认“文艺暑期补习班”所在的环龙路166号即为现在的南昌路234号。
“文艺暑期补习班”群英荟萃
补习班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由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两部分组成，分别由王学文和冯雪峰负责。学员主要是经过党团组织介绍从各地动员来的进步青年和学生，共有60人左右，分为两个班。该班名师荟萃，鲁迅、茅盾、陈望道、潘汉年、潘梓年、戴望舒、胡也频、夏衍、李一氓、阳翰笙、柯柏年、汪馥泉等知名学者和进步作家，都曾在该班为学员讲授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课程。补习班团结了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取得了较好反响，一些当事人对该班的印象深刻，留下了不少生动的回忆。
王学文在讲授社会科学课时，应学生要求专讲唯物辩证法，两个班并在一起，每天几乎一个上午，连续近一周，用浅显的生活实例阐释辩证法的各个规律，深受学生欢迎。茅盾在讲授“小说作法”时，指出伟大作品是伟大时代的反映。
1930年8月6日，鲁迅曾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一小时”，这里提到的夏期文艺讲习会就是指“文艺暑期补习班”。据学员刘芳松回忆，当天鲁迅在冯雪峰陪同下，身着长衫进入教室，演讲没有题目，大致内容是有关当时左翼文学创作上的不良倾向问题。鲁迅等名师们来补习班授课都是无偿的，只发微薄车费。有学员回忆说，老师来上一次课只有二角车费。
美联在“文艺暑期补习班”成立
在补习班的招生启事中，科别除了社会科学科和文学科外，还专门标明了西画科。这也吸引了一大批美术青年的参与，据学员胡一川回忆：“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很多重要的、进步的报告，看到了一些进步的画刊，如有日本的柳濑正梦的漫画集子、杜邦的作品等，在会上也听到红军攻打长沙的消息，这些都使我的思想又推进了一步。”
在中华艺术大学被查封后，“文艺暑期补习班”成为当时左翼美术青年的重要活动地，也正是在这里，召开了美联的成立大会。冯雪峰在谈及“文艺暑期补习班”时明确提到：“这时成立的美联即在这里开成立大会，学员中搞美术的都参加了美联。”1930年7月，美联成立大会在补习班的楼上秘密举行，左联、社联、剧联及上海反战同盟均派代表出席并发表演讲。大会选出了执委会委员，推选许幸之担任美联主席，并通过了相关决议案。
美联的成立，标志着左翼美术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大批左翼美术家在木刻、漫画、连环画、宣传画等美术创作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在反文化“围剿”的运动中谱写了革命美术事业的光辉篇章。
“文艺暑期补习班”的结束
补习班的学员们除学习有关课程外，还响应当时各革命团体的号召，参加散发传单、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革命活动。由于受到“筹备仓促、反动政权的压迫摧残、经济实力的不充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补习班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结束了。但社联的组织者还是对此次补习班的成果予以肯定，“在理论和行动的合一原则下，全体同学一致的团结在一起。虽在短少的二月的时期中，我们相信会有很好的成效。”学员冯毅之也说道：“当时我是个青年学生，能够见到这么多大作家和学术界权威，并亲身听他们的讲课和教导，不但受益匪浅，并感到光荣和骄傲。对我以后从事文艺工作打下来不可动摇的基础。”交大学生许邦和、乔魁贤在补习班上入党，后参与重建交大党支部，组织团结交大师生参加革命事业和抗日救亡运动。
“文艺暑期补习班”的设立对左翼文化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进步青年和学生来讲受益匪浅。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讨论，他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了自身的理论水平和文艺素养，进而加入左联、社联、美联等革命团体。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如刘芳松、胡一川、冯毅之等后来也成为中国革命和文化事业的中坚力量。不仅如此，补习班还促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社联与左联等左翼团体通过共同举办补习班，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之后，社联与左联又继续通过举办现代学艺研究所、外语学校以及到各大中学校讲课办学等方式，共同推动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抚今追昔，南昌路上的环龙里作为“文艺暑期补习班”的所在地和美联的成立地，为传播进步思想、扩大文化宣传、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特殊作用，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历史见证，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