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年人而言，抑郁症意味着什么？2021年，央视一部关于老年抑郁症的纪录片中显示，在年长一辈中，抑郁症常被与癌症相提并论。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孙新宇接待过很多老年抑郁症患者，她将老年抑郁症比做“隐身的杀手”，隐身、容易被忽视，且“对确诊抑郁症的老人来说，有自杀倾向的老年人比例虽然不是很高，但他们自杀的成功率往往会比年轻人高。”
随着我国老龄化现象的加剧，以抑郁症为代表的老年情绪障碍问题正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议题。根据《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4——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显示，我国26.4%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其中6.2%的老年人有中重度抑郁症状。
5年多来，心理咨询师王欣然接触了三十多位50岁以上的中年父母，其中一半人坚持做咨询三个月以上。他们大多受到焦虑或抑郁的情绪障碍困扰，有些已经在精神科确诊并长期服药。
找到王欣然的大龄来访者，虽然还没达到法定意义上的“老年人”，却已经在心理上向老年滑落。社会地位和身体功能的下降让他们感到失落和痛苦，与此同时，他们与最重要的支持——家庭成员的相处又存在多种冲突。
王欣然发现，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中国家庭里，当父母发生情绪问题时，子女既是情绪的共同承受者，也是主要照护者。作为照护者，子女如何有效帮助陷入情绪泥淖的父母？又如何才能照顾好自己？
以下是简单心理与王欣然老师的对谈：
1.有媒体报道显示，中老年人接受心理治疗的意愿整体不如其他年龄段。您接触的这些50+的大龄来访者为什么会愿意做心理咨询？他们通常面临什么问题？
王欣然：确实，对于我们的上一辈来说，他们生活的重心很多在个体生存上，可能并不习惯去关照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找到我的大龄来访者们，他们已经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有一定了解——不管是受到家人的耳濡目染，还是因为进入了其他文化环境，所以他们已经对自我感受有一定觉察。但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袒露自己的感受也并不容易。
与年轻来访相比，大龄父母来访时目的性会更强烈，他们更希望咨询师能帮他们“解决问题”，比如说和孩子的沟通问题、和伴侣的相处问题等等。需要一段时间后，他们的关注点才会慢慢从问题解决延伸到自我感受，以及解决自己的内在议题上。
目前我的长程来访大部分主诉是处理焦虑情绪和睡眠问题，通常也会伴随有躯体上的症状，比如心悸、偏头痛等一些慢性疼痛和疾病。
对他们来说，比较有共性的促进因素有两个，一是社会身份的改变。因为工作是他们社会身份认同感的体现，所以当面临退休抉择时，他们也会害怕、会孤独。
另一方面就是代际冲突。过去，父母与子女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共生关系，有相对固定的互动模式。但社会在变化，年轻人随之变化的速度更快，冲突就可能产生。从整体来看，这是一个家庭成长必经的过程，父母和子女都难免经历的阵痛。
2.您接触到的大龄来访者，他们的照护者是谁？他们通常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王欣然：目前比较多的是伴侣，有些是子女。
子女会更积极寻求外部的资源来介绍给父母，比如精神科，或者心理咨询。找到我的大龄来访者，有一半以上是被他们的子女推荐过来的。当父母产生情绪障碍时，年轻的子女往往会主动承担起照护者的角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掌握更多心理健康知识，有责任为父母做更多。
但有时候子女觉得好的、对的事情，父母并不一定能够接受。于是在这个照护与被照护的过程中，冲突还可能升级。
当双方都无法适应真实生活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抱怨和愤怒，产生想控制外部世界的愿望。但事实上，谁也没办法控制自己之外的事情。
3.老一辈对精神障碍的病耻感往往很重，当父母已经出现明显的躯体化症状，还是不愿意就医，这种时候子女应该怎么办？
王欣然：在察觉父母生病时，子女有时会急切地劝说父母就诊，但劝说的过程往往蛮紧张的，反而好心引发了矛盾。有几个思路可以帮我们理解这个困境：
首先，子女建议就诊容易失败，可能是因为父母与子女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动力，比如有的父母会觉得，“诶，你又来挑战我的权威了”，于是拒绝。有些子女会找父母比较信任的亲属和朋友，让他们迂回地提出建议，父母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
其次，父母不愿意就诊，可能是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抵触。不了解去精神科是什么样的体验；不了解情绪障碍意味着什么；不了解心理咨询师是怎么提供帮助的……面对这些不熟悉，不要说上一辈，所有人都会下意识躲避。
一般，当来访者描述了明显的情绪障碍症状，但却明确表达不想就医时，我会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想就医，医院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医院那个环境对他来说是充满创伤的呢？去医院看病会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从医院出来之后是否还可以拥有持续的医疗支持？
有些子女跟我反馈，从这个角度去和父母聊，反而促进了两代人互相的理解，发展出更多的对话，而非在“去”与“不去”的对抗中僵持不下。情绪障碍跟其他身体疾病一样，不同人的应对是多样化的。作为子女，父母的决定需要尊重，但可以尝试去了解决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也可以给出建议。
所以，与其劝说他们就诊，不如坐下来与他聊聊他想聊的话题。问问他最近有什么爱好，新认识了什么朋友？也可以问问他最近的苦恼，又怀念起哪段过去的时光？或者在害怕未来吗……这其实也相当于家庭内部的心理疗愈。
如果必须劝说，那肯定也是一个长期过程。找到我的大龄来访者，都对心理健康服务有一定了解，这可能跟子女在日常对话中，持续给父母分享心理健康知识有关，他们对情绪障碍没有多少病耻感。
4.如果父母有情绪障碍，作为照护者的子女是不是更应该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
王欣然：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一个孩子回家过年，恰逢他父亲情绪非常糟糕，他就想尽量讨父亲高兴。比如每次父亲一喊吃饭，他会立马答应并且很快跑到餐桌前，哪怕当时很想上厕所，他也会憋到吃完饭。因为他觉得不这样做，父亲就会生气。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甚至惊惧得无法入睡。
后来我了解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情绪爆发往往是难以预测的，甚至有时候会伴随暴力言行，那可能是他痛苦的一种表现。所以孩子会用过度警觉来确定自己是“听话的”，以保证家庭环境的安全。但这种长久的慢性压力，会消耗孩子内心的能量。
作为照护者，子女（或者伴侣）当然会履行一些陪伴的责任，但同时，更应该去照顾自己的情绪。我们的心理能量好比电池，照护者要时时关注自己的电池是不是已经达到临界值，再难以承受了。比如说，是不是睡眠越来越不好了？是不是感到心悸了？当信号出现，子女（或者伴侣）一定要先安抚自己。
在照护情绪障碍的家人之前，先建立一个退出机制。
第一步是跟情绪障碍的父母划出空间界限。比如可以在家里划定一个独立空间，进出门的钥匙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物理上确立一个明确的边界。
其次是规划一块心理上的自留地。你可以提前想一下，有没有什么独立活动，是在你电池能量比较低时可以给自己充电的？比如冥想、运动、独处。
在被父母的情绪卷入时，你可以尝试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这样说话我觉得自己挺受伤”“我现在觉得挺累了，我们可不可以改天再谈”……然后回到自己的空间。
5.很多子女说，虽然父母的情绪问题让自己很受伤，但是离开会觉得很愧疚。
王欣然：愧疚的确是我在咨询室听到的一个高频词。年轻来访者在面对父母的情绪问题时，愧疚感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有父母确诊焦虑正在服药，但他的子女刚好遇到一个好的工作机会，需要换一个城市。这时有父母就会沉下脸来，问：你想好了吗？你未来有没有保障啊？离那么远我们怎么办呢？这时候子女就犹豫了，觉得我走那么远，是不是对不起父母？
面对子女人生问题的时候，比如辞职、结婚、生小孩等等。在父母看来，选择与自己预期相反的子女就是不听话，甚至是失败的。父母可能本来就难以入睡，这时就更容易失眠，还会把原因归咎于子女，“就是因为你不结婚/没工作，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而子女也会因此自责。
描述这些压力情绪，大部分来访者用的就是这个词：愧疚。对子女来说，愧疚是一种很有吞噬性的情绪，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孩子，会把我们强行拉到情绪不稳定的父母身边，无法退出。
这种“愧疚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会发现，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把父母的情绪问题变成了我们的情绪负担。
常常与愧疚感相伴相生的一个词是“我错了”。父母睡不好，可能是因为我没了工作；父母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我没结婚……我们会发现，两件事情之间其实没有因果关系，但子女会觉得是“我做错了，我得改正”。
但愧疚感并不等于“我错了”。我们有一个词叫愧疚感陷阱，就是人可能会通过一些言语行为，将愧疚感扔到对方身上，从而让对方为自己做更多。
而一些孩子出于善意目的，可能会牺牲掉自己的需求去满足他们的期望。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了情感创伤。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父母双方离婚后，把很多对对方的埋怨感受加在孩子身上，比如说“以后咱俩是一边的”“他/她对不起我，你跟他/她亲近就是背叛我”等等。进行愧疚教育的父母，此刻可能是将孩子功能化了。
当你感到愧疚时，我的建议是去想想这个愧疚感背后是什么，而不是马上去做什么消除这种感受，因为这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更深的恶性循环。
6.这蛮矛盾的，有时候我们是很愿意为爱的人退让自我的，但有时候又会觉得退让得痛苦。所以作为照护者，我们如何在保全自我和为家人妥协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
王欣然：在咨询室里，我经常也会听到来访者问：我需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在牺牲自我的情况下去满足别人的需要。作为家人，我们不如问问自己，在保持自我主体性的同时能做到什么？
或许大家都熟悉一个热词叫课题分离，简单来说就是一件事情引发冲突情绪，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到底是谁的课题。
做出什么样的职业选择，是子女的课题；而父母的情绪障碍，也始终是他们的课题。支持情绪障碍的父母，并不是子女必担的责任，而是子女出于爱的意愿。子女首先要多体谅自己。其次，课题分离意味着，子女要充分尊重父母的主体性。
一个人要怎样度过一生是他自己的选择。父母喜欢爬山就不要强迫他们在家待着；父母习惯节省，水要存起来冲马桶、衣服破了缝缝还能穿、没吃完的饭菜都要打包带走……这些都是他们的选择，只要没侵犯你的边界，不要强迫他们改变。
7.伴侣也经常是情绪障碍患者的照护者和承受者，子女如何才能更好地支持他们？
王欣然：在出现情绪问题的父母关系中，承受情绪更多的那一方，可能会让子女更能共情，但我们也会悲伤地发现，我们很难分担他人的痛苦。
首先，我们的存在就是安慰。我曾遇到过一个案例，有情绪障碍的父亲大发雷霆之后，委屈的母亲会给女儿打一个长长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儿想安慰她又觉得很无力。其实女儿倾听的动作，就已经是一种很好的安慰。
其次，我们前面提到的退出机制，对承受情绪更多的父母同样适用，因为他们可能也是受困的。子女可以帮助他们划出属于自己的边界，想一想能让他们感到轻松愉悦、有掌控力的事情，比如运动、散步等等。
和他们一起梳理两个联系列表，一个是不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都可以放心倾诉的列表；另一个列表则是日常唠嗑的，他们可以跟对方聊一些家长里短来转换心情。
支持他们可以安全地退出，支持他们在无法承受的时候，离开那个不安全的环境，去做一些能让自己喘息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