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我在辽南乡下插队，开始往来于山水之间。最初是护青，带着一把镰刀，在果园与玉米地边走来走去，以防快成熟的庄稼受损。那时候我有一位同伴是大连人，他们全家响应号召迁居于此，已经有多年了。他的年龄与我相仿，每日带我在复州河的两岸巡逻，使我很快熟悉了村子里的沟沟岔岔。这位朋友对花鸟草虫颇为敏感，对许多草木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我们坐在山上的果园里闲聊，望着远处的海和山脚下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周围弥漫着各类草的气味。他喜欢学各种鸟叫，嘴里含着一片叶子，能发出麻雀、燕子、猫头鹰的叫声。他对于牛、马、毛驴的习性也颇熟悉，教我如何驾车、怎样骑马。令我惊异的是，他喜欢玩蛇，将草丛里发现的青蛇放在口袋里，带回家里去养。我觉得同伴的喜好有点怪异，在寂静的乡下，我常常无所事事，他的内心却是轰响的。
可惜我的趣味一直不在卉木丛林中，能识别的林木、野草数目不多，而内心的寄托也不在那里。不久后，我到县文化馆工作，与乡下基本隔绝了。不料身边的同事热衷于草木之学的也有几位。其中有位老师是美术组的，他专门画各类植物，且对于山野之物醉心不已。星期日，他总要到郊外跑跑，平时也喜欢下乡，几乎把全县的山山水水走遍了。这些对于我都没有什么吸引力，我那时候喜欢各种新涌进的文化思潮，以为花花草草离思想很远，自然也没有领悟到其间的道理。
父亲那时候被下放到农场工作，整日忙于马铃薯栽培试验，见我对山野之物无感，就批评我缺少好奇心，并说，你这样的状态成不了作家。我那时候好高骛远，以为土地里的感受对于生命的意味有限，待在乡下好似浪费了青春，以为回到城里才有意义。后来我到了省城读书，又到北京做了编辑，广阔天地于我越来越远了。直到有一年偶然读到梭罗的《瓦尔登湖》，我才恍然大悟，自然界其实也是一本大书。我们以为与己无关的存在，含着诸多世间的秘密。但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对此从来没有领悟过。
《瓦尔登湖》启发了许多人。作者从自然中寻觅纯音和美质，也映衬出人的存在的明暗。只要看爱默生、怀特等人对于梭罗的评价就可以感到，那种以自然为师的态度殊为难得。而国内的作家能够写类似文章者甚少，直到苇岸先生出现，情况才有了一丝变化。
我在北京日报做编辑的时候，就听说过苇岸的名字，但没和他见过面。我的许多朋友都和他有过交往，且联系密切。他去世后，我读到他的《大地上的事情》，便觉得有意思得很。他的所遇所感有着寻常人没有的深意，常人在自然中缺失的体味，他都保留了下来。
苇岸于1960年生在北京昌平，到人民大学读书后又回到故土。他最初也是诗歌写作者，自从诗人海子向他介绍了《瓦尔登湖》，苇岸才意识到梭罗的路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但苇岸的散文出现在文坛时，阅读的人并不多。直到1997年他去世，其作品才在文坛引起广泛注意，《大地上的事情》一版再版，声誉颇佳。他的写作并不灵巧，有时候显得笨拙。但因为脱离了喧嚣的都市，写的是乡下的鸟虫和落花流水，其中别有一番意境。那些不是古代山水小品的复制，更多是受到法布尔、塞耳彭和梭罗的影响，写的是现代目光下的山野春秋。
《大地上的事情》是他生前最为用力写下的篇什，以往的许多北京作家的帝都气息在他那里消失了。他沉浸在对于自然风景的描述中，对于寒来暑往、对于飞鸟昆虫，都细致观察和记录。但那些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孤傲隐逸，从中时时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心和内省意识。看似是对远离尘世的静谧田园的描摹，其实内在于心的人间情怀无所不在。
苇岸的笔下恢复了乡民对于天地的感受，太阳、星空、原野，无处不在的神秘的自然规律令人着迷。他的观察体验是带着诸多联想的，比如日出的过程有一个缓慢的升动，而日落却显得很快。于是他感叹：“世界上的事物在速度上，衰落胜于崛起。”当看到一只在上空盘旋的鹞子，田野上过往的繁荣之景便浮现在脑海。那些在农田里劳作的人才是最该被尊重的一族，他无奈地说：“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一生从未踏上土地。”他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对于天气、水文和山脉的凝视上，外在于人的世界的存在，其起落来去的过程可能比社会风云给人的启示更大。比如大雪落下来时，他认为大地被赋予了一种神性，“雪驱散了那些平日隐匿于人们体内，禁锢与吞噬着人们性灵的东西”。这种美学与古代的传统不无关联，说明旧式伦理在他那里也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在张家界看到流动的清水时，他便顿悟，孤立的水滴就是死亡，“故每个水滴都与生俱来地拥有一个终极愿望或梦想：天下所有的水滴都汇聚在一起”，由此也令人想起古人的大同之梦，虽然角度不同，而由自然而联想到人间的文字，其实贯通了古今相似的哲思。
在许多细节的表现和物与人的对比里，作者的启蒙本色和知识人的使命意识也偶能见到。这些虽然并不清晰，有时候转瞬即逝，但看得出作者远离闹市的孤寂生活，未必都能忘怀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思想。他在麻雀那里感受到普通而伟大的一面，麻雀乃鸟类中的平民，看似寻常的存在，却与人类的生活最近，他还说在麻雀世界里“获得了一种法布尔式的喜悦和快感”。他称杜鹃是“羞怯的、庄重的，令整个田园为之动容的歌手”，而云雀和夜莺“它们的体羽的确有点像资本主义时代的那些落魄的抒情诗人的衣装”。苇岸一再写到啄木鸟，被它的声音所吸引，他动容地写下这样的文字：“啄木鸟一般被人们喻为树木的医生，而我更多想到的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漂泊者’的俄罗斯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可以说，苇岸在昌平乡下的所见所思，无不与时代进行着一种对话。只不过，他是在远离了尘世的地方思考意义。就审美而言，这位久居乡下的人贡献了自现代白话散文以来未有过的图景。
我读苇岸的文章，总在想象着他行走在田地里的样子：蹙着眉头，偶带微笑，目光亮亮的。说他是行吟的诗人，也未尝不对。苇岸的作品充满了寂寞之感和强烈冲出寂寞、与天地同体的渴念。他的行文从翻译体里获得启示，并无一般辞章那么平直。他喜欢短小的句子，在和缓的叙述里也有急促的停顿，而幽思往往就在那停顿的瞬间涌来。他很少有宏大叙述的野心，作品多为笔记式的短章，乃偶遇中的随感，并无逻辑的统摄。这些碎片式的体悟，也如人在世间不断转换目光时的刹那间的记录。但他没有让自己消失在云雾之中，而是不断从田埂、从林木中走出，给五彩缤纷的世界赋予人的关怀。
我曾在苇岸的故乡昌平生活过六年多。对于他去过的许多地方，我也略微熟悉。有时候我从沙河大桥走过，想起他与海子当年在此闲谈的往事，感到那消失的瞬间并未远去，它们都弥散在两人通透的文字里。中国的读书人迷于书本的辞章，错过了对于天地间隐秘的领略。我们过去有山水诗，但也限于自娱，似乎很少追问万物的所来所去，至于碎石、野草、山泉、杂树，能够进入形而上领地的意象也少，至多是一种装饰，无法由此看存在的奥义。大地上的事情也是人的事情，借此可内省过往、以推未来。
从梭罗到苇岸，给人的提示甚多，抵达澄明之境者当有另一种慧觉，那需要从俗音所缠的语境走出，心得通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