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怀宇
读书时代杂读散文，格外留意台湾三家：陈之藩、王鼎钧、余光中。
出道以后，我到香港请教陈之藩先生，纽约拜晤王鼎钧先生，高雄访问余光中先生，再与早年读后感相印证，对文与人的体会深了一层。
文学体裁中，我相信散文最能流露作者的真性情。
读王鼎钧的文章，但见“通达”二字，其人给我的观感亦然。
在纽约坐地铁，颇见美国精神的一面，到处涂鸦，时有歌舞，与我在广州、香港、北京、上海坐地铁的印象有天壤之别。
可是一出地铁，进入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我仿佛走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区，甚至广东话也可以派上用场。
王鼎钧先生就住在法拉盛。
2007年11月25日，我来到王先生家。
房子不大，充满中国气息，客厅里摆了许多王太太的插花。
那时我刚在美国过了平生第一个感恩节，当晚王太太好像要去参加一个慈善晚会，临出门为我们做了热腾腾的饺子，菜肴中还有火鸡肉。
朋友们称王鼎钧先生为“鼎公”。
他说，“鼎公”是他年轻时的绰号，现在年纪大了，听来亦庄亦谐。
鼎公乡音未改，却很适应美国生活，他笑道：“我到过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是异乡，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尊重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我刚到美国旧金山时，朋友来接我，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麦当劳。朋友说那东西很难吃，我一把抓住他：‘哪个东西最难吃，我们就去吃哪个。’”
鼎公夫妇都是教徒，家里摆放着多种版本的《圣经》。
他告诉我，美国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有《圣经》，有《圣经》的家庭百分之九十从来不看，这是教会自己做的调查。
1978年，鼎公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到美国，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法拉盛。
他说：“我到纽约关起门来做北京人。我跟主流社会没有什么接触，纽约可以，旧金山可以，别的地方恐怕不行。不可能再回去，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在纽约，毕业了，天涯给他职业，他去天涯，海角给他职业，他去海角。”
鼎公说自己可能是在美国唯一用中文写作维生的人：“台湾许多朋友帮忙，我也赚这里《世界日报》不少钱。一个作家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要降低物欲，能过简朴的生活。”
王鼎钧生于山东临沂，抗战爆发后，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队，后投入李仙洲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
王鼎钧从流亡学校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沈阳、天津、上海到台湾。
几十年来，台湾多次评选“十大散文家”，每次名单都有变化，其中始终不变的名字是“王鼎钧”。
事实上，王鼎钧先生已经离台赴美数十年，然而，他的著作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我最关心的是他的一手好散文如何练成。
王鼎钧说：“我是学小说不成，但是把散文学会了。我那时候对通行的散文不满意，我认为散文可以把小说、戏剧的技巧加进来，里头有事件。戏剧技巧能引人注意，让人集中注意力，因为看戏的时候不能三心二意，防止观众中途回家，就有许多办法，戏剧是集表演技巧之大成，所有控制观众吸引力的办法都有。不过也得适可而止，因为戏剧是不自然的，散文是自然的。这样散文有可读性，也有厚度。我在台湾首先做试验。”
我提起他的散文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
王鼎钧说：“这是因为我不断学习。我把文章分成三个阶段的成就，第一个阶段是职业认可，比如你在报馆工作，你写的文章报馆认为可以登；第二个阶段是社会认可，你的文章在这个报可以登，在那个报也可以登，你到哪个报都可以做记者；第三个阶段是历史认可，人家编选集会选你一篇两篇，文学史会有你三行五行。我知道我那一点底子不够，必须不断地学习，我肯学。我是‘三多’：第一是多难，灾难多就想得多，对人生的体验想得比较深刻；第二是多学，我跟着潮流学，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文学是写实主义挂帅，这是大陆带去的上世纪30年代的流风遗韵，后来出现现代主义，然后就出现后现代，我跟着学，但是不学那个最尖端的，学那个脱离读者，我不能脱离读者，但是我需要向他们取经借法，改进我的产品；第三是多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2007年，王鼎钧回忆录的四部曲已经出版了三部，第四部《文学江湖》是写台湾三十年，我深表期待之情。
“我现在写得很慢，材料太多，有时候觉得慢一点也好，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如果匆匆赶完，以后做什么呢？岂不是等死？”王鼎钧说，抗战、内战、台湾，很多人写过，可是他写的有自己的特色：“如果一个作家讲出来的话跟人家一样，这个作家就死掉了。可是你的说法跟人家不一样，人家不喜欢：当伙计，老板不喜欢；当朋友，朋友不喜欢；当教徒，牧师不喜欢。伙计也做不好，情人也做不好，信徒也做不好，只有做作家。可怜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浮士德，他的灵魂抵押给文学。”
王鼎钧晚年，致力于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的写作。
王鼎钧说：“我的写法跟任何人都不一样，我没有去想畅销，或者得奖，或者巩固社会关系。我的回忆录以记述和分析写成，避免评论。我有个人的感慨，在我笔下，个人感慨是抒情，不是议论。无论如何，你的腔调既然和任何人都不能同声相应，任何人都不高兴。举例来说，甲和乙冲突，甲错了，你如实记下来，甲当然生气。下次乙和丙冲突，乙有错，你又如实记下来，这回把乙也得罪了。依此类推，你会再得罪丙，得罪丁，得罪你周遭所有的人。你或许可以有‘正直’之名，但‘正直是正直者的墓志铭’。所以古人教我们‘不见君父之过’，今人教我们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可是我违背了这些教训，对我而言，这一套回忆录可能是一场熊熊大火，我也许浴火重生，也许化为灰烬。”
王鼎钧自谓晚年的文学思想起了改变：“我已知道有卵生的艺术，有胎生的艺术。卵生自外而内，胎生自内而外，卵生计划写作、意志写作，胎生不能已于言，行其所不得不行。卵生时作家的人格可以分裂，胎生时作家的人格统一，卵生弄假成真，胎生将真作假。酬世者多卵生，传世者多胎生。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我长年追求写作的方法技术，没有‘技’就没有‘艺’，我知道卵生重技，胎生重艺，技不等于艺，中间有一个空隙。我终于知道文学艺术‘法自然’，山无长势，水无长形，文无定法。所以法自然其实‘法非法’，更进一步是‘非非法’，最后仍然是更高一级的法自然。参不透像是绕口令，参透了无限欢喜。我已知道文学固然不能依附权力，也不能依附时潮流派，什么唯心唯物，左翼右翼，古典现代，都是花朵，文学艺术是花落之后的果实，果实里面有种子，花落莲成，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固然有花而后有果，可是也慎防做了无果之花。我一直相信作品和作家没有道德上的关联，人格是人格，艺术水平是艺术水平。现在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他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有人讥笑作家总是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认为‘境界’都是矫情，孔融让梨违反人性，争抢大梨才是性情。现在我知道我们对人类的期许可以高于对自己的期许，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可以高于现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