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历程、价值与未来展望”专家交流会。
刚过去的春节，全国性的人口流动与迁徙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演，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民俗，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学素材，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还伴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打工文学。深圳文学40年也是“打工文学”发展的40年，作为深圳文学重要的样本，“打工文学”展现时代印记，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打工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反映了打工者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它以其真实性和多样性，记录了改革开放的“心灵史”，为中国文学的多元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4年10月16日，“劳动者之光：打工文学40年回顾展”在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开展，此展览追溯自1984年以来“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同时还举办了“打工文学的历程、价值与未来展望”的专家交流会，围绕“打工文学”的概念内涵、多元价值、本土发展和海外传播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翱翔天际外卖诗人王计兵亮相央视春晚
今年的央视春晚，外卖诗人王计兵的亮相，不仅引发了全国观众的关注，而且在文学圈产生了持续的热议。但要论“打工文学”与“打工诗歌”的发端，还得回到深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浪潮，大批怀揣着梦想的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向南方沿海，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亦随浪潮拍打上岸——这便是“打工文学”。作为深圳文学重要的文学样本，深圳文学40年，也可以说是“打工文学”的40年。
持续至今年4月30日的“劳动者之光：打工文学40年回顾展”，以时间为脉络，通过梳理、总结重要事件、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等，系统回顾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以时间线索分四个部分呈现，从改革开放初期“破壳初生”，至20世纪90年代“羽翼渐丰”，到21世纪00年代“振翅高飞”，再从21世纪10年代至今的“翱翔天际”，展览以大量的文献、图片、音像资料，展示了“打工文学”这一文学样本的发展历程与创作成果。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成千上万的农民告别乡村，涌向城市寻找新机会。他们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在简陋的宿舍里，用笔墨真实地记录下经历和感受，这些作品力透纸背，反映打工者们坚韧的生命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打工者群体迅速扩大，打工文学也开始寻找更广阔的舞台。越来越多打工者加入写作行列，他们以勤劳的双手构筑着城市的天际线，更以笔为剑，以墨为锋，书写着属于打工者的独特篇章。在这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交织碰撞的背景下，打工文学展现着打工者在精神层面的徘徊与探索，成为记录这个时代变迁的生动注脚。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经济结构巨变，打工文学进入成熟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升。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的举办、鲲鹏文学奖的设立、国内外学者们的交流研讨等事件，充分说明打工文学已日趋走进主流文学视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更加深入地挖掘打工者的内心世界，探讨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思考。
2010年之后，经历了四十年发展的打工文学，一些作品开始尝试新的叙事手法和表现形式，让打工文学呈现出更丰富立体的形态。
文学现象“打工文学是深圳劳务工最早发自内心的呐喊”
打工文学首倡研究者、深圳市文联原专职副主席兼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杨宏海是此次展览重要的推动者，在过往的40年间，他不遗余力为打工文学鼓与呼，一直在跟踪、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先后编撰了《打工世界》等6本专著，共200多万字。此次他向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捐赠百余件打工文学见证物。
杨宏海表示，“我一直认为，打工文学是深圳劳务工最早发自内心的呐喊，是他们根植于生活所创造的独特文化产品，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很有必要将其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打工文学’从一种文学现象到成为一个文学品牌，是深圳立足本土的创造，已经扎根特区、辐射全国与海外，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中国经验，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杨宏海认为，打工文学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对特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价值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扩大了深圳特区的文化影响。打工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了海内外文学界专家的关注。莫言、陈建功、何西来等著名学者一直给予关注扶持。海外也有一批学者热衷此项专题的研究，如韩国的朴宰雨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日本留学生李莹博士、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健佑先生等。尤其是荷兰莱顿大学的柯雷教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刘双，曾专程就打工文学来到深圳做田野调查，并专门将深圳打工文学作为科研项目。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还有贺绍俊、邵燕君、李云雷等专家学者，也在进行专题调研。
其二是丰富了特区文化艺术的创作资源。打工文学以其烟火人间的丰富性和底层经验的独特性，反映并记录了异常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生命体验，为当代文学艺术提供了最为鲜活的中国经验以及丰富的创作资源。著名导演张良在1988年听说我在研究打工文学，很感兴趣，随后来深创作拍摄了电影《特区打工妹》。同时，广州电视台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深圳电视台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深圳人》，深圳歌舞团排演的舞剧《深圳故事·追求》等等，都着眼于“打工群体”，在打工文学中寻找素材与资源，客观上亦为“打工文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三是实现了劳务工群体的文化权利。外来劳务工既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文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他们也应享有文化权利。如同“大家乐”文化广场活动一样，打工文学对于打工群体具有号召、凝聚、整合、同化的功能，“天下和静在于民乐”。比如，打工妹邬霞创作的诗歌《吊带裙》（获深圳青年文学奖），将制衣厂女工的辛勤劳动和美的憧憬结合，嵌入了作者亲身体验，讴歌了劳务工的美好心灵，被誉为一首表现“劳动之美”的佳作，在央视等多家媒体和高等院校多次朗诵，广受欢迎。早期打工作家黄秀萍，20年后蝶变为白领丽人，仍不忘初心，写出长篇小说《中国智造》，被列为中国总工会重点扶持的文学项目。
中国故事用打工文学讲述20世纪中国发展历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杨教授是《深圳新文学大系》打工文学卷和“新都市文学”卷的主编，他表示，某种意义上打工文学的编撰、出版、研究是建立纸上的博物馆。“打工文学是深圳独一无二的概念，这是在深圳文化史上真正能留下来的。这浓缩了整个深圳人的共同经验，我觉得深圳应该有一个打工文学馆。”
在李杨看来，深圳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它是中国记忆。“我们现在最焦虑的是怎么对西方人讲述中国故事，我当年编深圳新文学大系，定的主题是用深圳文学讲中国故事——所有中国的城市都是深圳的影子，这句话还是变体自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深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其实全部浓缩在深圳的记忆里，所有人都是在去城市的路上。东南西北中，打工到广东。深圳又是最前沿、打工者最集中地。所有深圳文学概念里，包括非虚构写作、底层写作，我们选的专题里最让我动心、最站得住脚的就是打工文学。”李杨表示，“要了解近五十年以来的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是深圳。以前打工文学是一个文化批评的概念，但是我希望它变成文学史的概念，用打工文学讲述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柯雷教授从他的研究视角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打工文学，他表示：“我作为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三十多年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海外媒体这么注意一个来自中国当代诗坛的现象。”
柯雷在打工诗歌中看到“审美冲动与道德冲动的汇合”，他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并行不悖的，他表示，“翻译家平时翻译诗歌是来自审美的冲动，打工诗歌的审美冲动并没有消失，加上了道德的冲动，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说抱着希望的打工者碰上的苦难，包括上升社会流动的机遇和机会可见度提高了，这就叫做道德冲动。这两个东西并不是有第一个就没有第二个了。”
同频共振打工文学作家群差异比共同点还大
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柳冬妩表示，“城市是乡村的纪念碑，深圳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四十多年前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整个珠三角城市群（到现在的大湾区）的崛起也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座纪念碑的崛起。正是因为有无数的打工仔，他们的青春、热血、梦想甚至生命托举起城市发展的这座纪念碑。打工文学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本身也构成了一座纪念碑，同时见证深圳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崛起，这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先例。”
柳冬妩说：“每个打工文学作家在不同的阶段写出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打工文学作家这个群体，甚至他们的差异比他们的共同点还大，研究打工文学要聚焦每个类型、每部作品强调的应该是个体。从类型化来看，打工文学可以划分为打工诗歌、打工小说、打工散文、打工非虚构、纪实和网络文学。这几十年，打工文学每个类型都有它的发展、都有它的代表性作家。比如说深圳作家林坚有一部很出名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1990年发在文学杂志。我曾经写了大概2万字评价林坚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打工文学里的先锋文学，和当年中国的先锋文学叙述手法、审美方式是同频共振的。像柯雷老师讲的，不仅是社会经验的表达，也是审美经验的表达，打工文学最早的这批作家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审美表达形式，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点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爱成认为，深圳这座城市容纳了形态多样的文学写作，形成了众语喧哗的都市文学景观。打工群体催生了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与我国改革开放所催生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时至今日，打工文学产生了数以千计的打工作者、数以百计的优秀作家。“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背井离乡，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从宗族血统走入契约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漂泊生涯。
理论体系“后打工文学”是对打工文学新变化进行当下反思
历经40年，“打工文学”谱写了深圳人的光荣与梦想，也部分地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成为文坛的一大亮点。于爱成指出，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底层写作，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景观之一。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恶劣的文学生态给打工文学带来的话语困境是十分严重的。打工文学话语的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该如何突出重围，走出困境。
在于爱成看来，尤其是2005年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以80后、85后为主的打工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打工现象开始进入后打工时代。打工人群、打工身份、打工者主体意识也已经不同于过去，所以有必要重新界定新阶段的打工文学。“后打工文学”命名的提出，就是对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打工文学的新变化进行当下的反思。
于爱成表示，为了既不否定打工文学的合法性又不狭隘地画地为牢，我们主张建构“后打工文学”理论体系。张伟明等打工文学代表作家也正为此进行着概念探讨及创作转型，但应者尚稀。近10年前出现过“劳动者文学”的官方背景的倡导及尝试覆盖，近3年来，又出现了“素人写作”的新的命名。都显示出这一文学现象和思潮的历史感和现代性。当然，“打工文学”有其自身的逻辑性及历史语法，部分地已进入当代文学史，从而也就不可能轻易被改辙改名，从而“后打工文学”反而是极具想象力的一个理论方向及批评策略。是“接着说”。
于爱成表示，“后打工文学”是在打工文学的基础上融合后现代的文艺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写实主义，它有几个主要特征：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当下生活。打工文学注重社会的当代本质真实，敢于揭露社会存在的种种当代问题。主张让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在直呈现实的情节描写与人物塑造中真诚地流露出来，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重视人与后现代社会语境的关系的描写，塑造典型语境中的典型个性。深刻地分析和展示文学形象的多重精神世界。人物形象是外部世界（物理领域）和内部世界（心理领域）的双重组合。“后打工文学”的创造性和文学性还表现在内部心灵世界的深刻性、震撼性上。
对于“后打工文学”写什么，于爱成表示，除了仍要写打工者、底层人物的人性和人生、状态和灵魂，可以加入一个维度：凋敝后、空心化、荒漠化的乡土的维度，在城市与家乡、在地与田园、天空与大地的互文、对照中，展开更广阔的文学对话与思考；怎么写，打工文学发展到今天，显然不能继续停留在传统现实主义一种，或者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的控诉与呼叫、呐喊与彷徨、批判与抗争，不能停留在平面展示或照相现实，城市文学早已进入多元、先锋、前卫的文学性表达。凡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法技法风格流派依然有效，中国古典的传统、西方文学的传统、中国新文学百年的现代传统，都依然有效，值得继续汲取营养，进行参照和创新，当前尤其需要倡导发挥文学以虚击实的特性，发挥文学自由表达的特性，发挥文学以想象力超越现实困境的特性，把打工文学写得更像文学，小说更像小说。这种全面性的文学性的提升，是“后打工文学”的应有之义。
采写：南都记者谢湘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