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陈国章
关于金庸（查良镛）先生与陈宅镇的故事，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文中记述了金庸与恩师陈未冬的师生之情。但对金庸在衢州中学求学时，其亲笔填写的“学籍表”中的通讯联系人，陈宅镇的张学之，与其究竟是什么的关系？其背后又有怎样更多的故事？未作深入考证。
面对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又无法接触到张学之的相关信息，要想写一点东西，确实难以下笔，不写，似乎又觉得难以释怀。
后来，在陈宅镇党委书记周功良、乡人良两位的鼓励和帮助下，几经辗转，笔者联系到了张学之先生在广西、福建、南京的后人，揭开了张学之父子俩与金庸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渊源。为此，本文就金庸与陈宅镇的恩师陈未冬、张学之及其儿子张许南等密切关系，按与金庸相识的时间次序作一梳理。
一、金庸的恩师陈未冬
金庸的恩师张光，原名陈未冬，是诸暨市陈宅镇巽溪村人。
他于1930年毕业于省第五中学师范部，在本县各地任小学教员数年。因早期共产党地下工作需要，更名为张春松、张光等。
1937年抗战爆发，张光奔赴陕北，在抗大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抗大毕业后，受组织派遣回到诸暨，经宁绍特委决定，任诸暨县委书记、余上（今余姚及上虞部分）县委书记兼县长和余上自卫队大队长，开展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随军北上。后又随军南下，全国解放后，任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和省委秘书处长等职务。后受沙文汉、杨思一冤假错案牵累，遭遇不公正待遇。
1934年夏季，陈未冬受海宁袁花小学聘请，担任该校五年级班主任，教授国文兼体育教师。查良镛（金庸）就是该校五年级班上的一名学生，听课、做事非常认真，是全班成绩最优秀的一位，特别是作文出类拔萃，写得特别棒。
陈未冬爱惜人才，对他孜孜不倦、倾囊相授。还让他主编级刊《喔喔啼》，小小级刊办得有声有色。为激励他的写作积极性，特地把他的作文本，推荐给《诸暨民报》任职的骆文华。骆文华看了查良镛的作文本，觉得非常不错，选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发表。
金庸在总结中国教育时曾说过：“在中国，老师教导弟子学生有两种方法，其一是‘言传’，其二是‘身教’。”真是陈未冬对这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的言传身教，激励提携，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和日后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难怪金庸成为大家后，时隔半个多世纪，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恩师。
金庸在与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一次对话中，池田大作说：他欣赏金庸的一些作品里，“重于恩义”的“侠者”。便借此问金庸：“您的恩人是谁？当然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恩人吧”。金庸大师无不感慨万分地说：“我的恩师，是一位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1992年12月8日，金庸先生携夫人林乐怡女士到杭州，特意去恩师陈未冬家拜访。六十年后，师生相聚，百感交集，相谈甚欢。回忆当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当金庸提到，先生为他改正作文里那几个错别字时，陈未冬不禁大笑，称赞他记性好，并以先生的口吻对他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1996年11月5日，金庸又临杭州，特邀恩师陈未冬出席晚宴。致辞时，他十分动情地说：“今天我很高兴，在座的有我小学时的老师，他已经80多岁了，给过我很多指教，我很敬重他……”返港前又亲赴陈未冬家，向老师、师母辞别，并毕恭毕敬递上一只装满浓浓情意的信封说：“这是学生的一点点心意，请老师一定收下，实在是不成敬意”。
一位蜚声中外的大作家，一言一行，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恩师的敬意，足见陈未冬先生在金庸心中的地位，也充分体现金庸感恩重情的品质。
二、金庸的同窗知己张许南
少年张许南。
金庸在与日本池田大作讨论关于何谓“知己”观念时，金庸认为，所谓的“知己”，就是“要互相了解而志趣相投，那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需要长时期的结交。”一旦成为知己，便终身难忘。张许南就是金庸的这种“知己”之一。
张许南，诸暨市陈宅镇东蔡村人。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航空系，1949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受邀参加筹建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首批航空高等院校之一。任建校委员会委员，第一任工会主席。特种发动机专科副主任，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上世纪80年代末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离休，2015年末于南京仙逝。
张许南从小随父母一起生活，家庭条件较为优渥。1936年9月，在杭州读初中，也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1937年上海“八·一三”隆隆炮声，打破了这一份宁静，上海、嘉兴、相继陷落，杭州危在旦夕。杭州高中、初中、女中、师范、民众实验学校师生根据政府决定开始向西转移，全体师生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西迁至丽水县碧湖镇，与早期到达的嘉兴中学等师生汇合。根据省教育厅的安排，杭州西迁的五所学校与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所学校，合并成立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内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张许南、查良镛同在初中部。张许南活泼率真，带几分少年狂气，性格与金庸相近；又酷爱文学，富有才华，情趣爱好相似。“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俩人在一起学习、生活，交流心得，谈理想，非常投缘。
至翌年六月，临时联合中学又分成联高、联初、联师三所学校。张许南、金庸进入到联初三年级，联初三年级分成甲、乙两班。张许南、查良镛、沈宝新（与金庸创办《明报》的合伙人）、余兆文等分在乙班，即由查良镛提议命名的“亚历山大级”。
在联初求学期间，学校租用当地空房，泥坯草披，条凳板桌，非常简陋，生活艰苦，还不时有日本的战机袭扰。但师生们救亡图存、教育求学热情高涨。张许南先生与金庸相处的这段时间，给他留下了难忘记忆，日后常对自己的子女说：他与金庸都把对方奉为“知己”，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他们之间是真正的“同学少年若弟兄”。（金庸语）
三排右一金庸，一排右二张许南。
1939年7月，张许南联初毕业。同为联初亚力山大级的同学各奔东西，如余兆文去了衢州中学，马尚骥去了宁波中学，有的去了其他中学，而张许南于9月进入碧湖联高，被编入高一乙班，又与金庸同班。虽然那时学习环境、生活条件并未改善，学习依旧紧张，但课余文化生活多了许多，唱歌、演艺、摄影、美术、棋类等，还可自由编写壁报，尽情发挥，学习气氛非常浓厚。而在众多同学中会下围棋的人并不多，张许南可算下围棋的佼佼者。是年，张许南教金庸学会了下围棋，从此，金庸对围棋终生痴迷。这段时间可算是西迁后的一段美好时光，然好景不长，他们俩率真的性格给自己带来了很大麻烦，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危机之一”。（查良镛语）
事由因学校的训育主任而起，这位训育主任身材瘦长，戴一副眼镜，说话总是带着“如果”两字，有点阴阳怪气，学生也以“如果”为他起了绰号。他依仗自己是国民党员，目空一切，不尊重校长；对待学生也不近情理，学生很讨厌他。张许南和金庸对他的所作所为自然看不惯。俩人经过商量，决定根据那位训育主任平时的行为模样、说话腔调。利用壁报场所，由金庸执笔，张许南插图，合作创作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
壁报图文并茂，绘声绘色，描述的是，一位名叫“阿丽丝”的美丽小姑娘，不远千里来到一家学校，正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吐毒舌、喷毒汁，在寝室、教室，操场、饭厅等场所，窜来窜去，还张囗威吓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我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我就……。”学生见状，唯恐避之不及。金庸犀利的文字，张许南鲜活的插图，用眼镜蛇影射、嘲讽那位训育主任。一时，引来大批同学围观，在学校引起轰动。这惹怒了训育主任。他通过省教育厅对学校施压，极力要求学校开除张许南、金庸。所幸校长张印通从中斡旋，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后来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张许南去了常山中学，金庸去了衢州中学，俩人依依惜别，赠照留念。
张许南先生中学的求学之路比金庸先生还要坎坷曲折，联高壁报风波后，先后去了常州中学、缙云的安安中学，其间，因其不改本初，积极参与一些抗日救亡进步活动，加之日寇窜扰，曾数度中断学业。直到1943年8月至1944年2月又上衢州中学求读（金庸于1942年5月因日军发起的“浙赣战役”，衢州危在旦夕而提前毕业），由衢州中学考上厦门大学。
金庸在大陆求学、求职期间，与张许南虽难得见面，但是有一定的联系，去香港后，由于历史原因，联系减少了。而定居杭州临安金庸的妹妹查良琇，一直与张许南保持密切的联系，她亲切地叫张许南为“许南哥”，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家还相互往来。
金庸先生是位重情重义之人，他曾坦言：“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金庸在对待昔日的“少年同学弟兄”，有着深深的情愫和牵挂，不管多忙，总会利用一切机会与之相聚。1986年4月，金庸在北京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被任命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港方负责人。会议一结束，他不顾劳累赶往上海，上海公务结束后，又马不停蹄赴南京，去看望张许南先生。两位老友相逢，百感交集，回忆那段仰望星空，怀揣梦想，艰难求学之路。峥嵘岁月，书生意气。追忆肩并肩走过校园的角落，辨认昔日所留下的印记。感怀今日，谈祖国的变迁，香港的未来。
民以食为天，友以聚为乐。为了这次见面，张许南先生可谓化了不少心思，他邀请了一些与金庸共同的昔日好友，主要是中学时代的同学。金庸的妹妹查良琇也从杭州临安赶往南京，受邀之人坐了满满的六园桌。张许南不讲究大的排场，没有惊动当地政府，而在南航教职工食堂大厅设宴款待，纯粹的算是一次中学同学及故友聚会，席间，仿佛近半世纪以来的深厚情谊和所有的人间美味都浓缩于餐桌之上。金庸自然是这次同学聚会的主角。作为东道主的张许南带上孙女助兴，与金庸同桌邻座。在这次聚会中，我想最幸运的一位，应该是张许南先生的孙女，当年她才九岁，神情自若又自豪地站在亲爷爷与金庸爷爷中间，金庸非常慈祥、亲切地搂着她，在同一时空中与两位爷爷留下这么珍贵的照片。也足见张许南与金庸两家之间的感情之深。
中间女士查良琇，左二余兆文。
三、金庸心中的长辈张学之
张学之，张许南的父亲，1883年生，诸暨市陈宅镇东蔡村人。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与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的蒋鼎文同窗，文武兼备，擅长书法。早年在旧军队南京下关任职，后调任浙江各地驻防，少校军衔。其时，堂弟季坤在杭州教书，思想进步，与中共有联系，经组织决定准备组建一支自己的武装，并通过季坤，联系到张学之，邀其出任自卫团团长。正要赴任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时命令北伐克复的省份，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浙江首当其冲。省委领导宣中华（诸暨籍）牺牲，张学之被迫脱离军界，隐身杭州。抗战时期，为躲避战乱，于1937年回到老家陈宅镇东蔡村。解放后被划为开明地主，1950年病逝老家。
那么，金庸在衢州中学求学时，学籍表中通讯处又会何为出现“张学之转”的字样，而其家长通讯处却是空白呢？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金庸家乡嘉兴于1937年11月沦陷，金庸父亲查枢卿带着全家，渡过钱塘江，逃难到余姚庵东镇。1938年8月，金庸在海宁县袁花镇上的所有房屋俱遭日寇焚毁。其祖母、母亲在这次逃难中相继不幸故世。而此时的金庸，远在丽水县碧湖镇的联合初中上初三年级，可谓家破人亡，无家可归。
次年，金庸由联初升入联高。在碧湖联高壁报事件后，于1940年7月转入衢州中学，当时要填报一份学生学籍表，其中学籍表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学生的“通讯联系人”，凡上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通讯联系人”是家庭与学校、学校与家庭之间联系的桥梁，也是该学生的监护人。一般来说，是其父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佬叔伯之类的人担任。而金庸家园被毁，母亲亡故，父亲及其他至亲居无定所，几乎成了一个孤儿。填谁合适？这是当时他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此时的金庸，想到了好友张许南的父亲张学之。
而作为长辈的张学之，面对儿子张许南及其好友查良镛双双被学校退学，当初的心情并不好受，然张学之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人，对自己的儿子没有一丝责怪，对他们的行为或许还有一些赏识，乐意承担了查良镛监护人的职责，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
当年，金庸虽然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但在他的身边却有不少同学，其中也不乏家境富裕出身名门的好友，可供其选择，而他为何偏偏选择了张学之？金庸是一个有学识、有主见的人，这样的选择定会深思熟虑，有他的道理，其一、他与张许南视同兄弟，张父在他心目中是位可敬的长辈，值得信赖。其二、张学之本身的履历，文武并举，足堪担此重任。其三、诸暨离海宁较近，信件无法投递时，口信传达也较方便。
地处诸暨市东南部的陈宅镇，山清山秀，人杰地灵，金庸于此确实有缘。他与该镇恩师陈未冬的师生之情，与同学张许南的知己之谊，对长辈张学之的知遇之恩，都是在患难之中结下的，且情谊愈老愈浓，从而成为金庸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