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立妮
历代帝王庙内建筑上除了有“瓦头”，“兽头”也很明晰。
清末老照片里人物戴的“帽头儿”
颐和园多宝琉璃塔有很多“瓦头”（瓦当）
北京这座文化古都，集丰厚的历史底蕴与热闹的市井气息于一体，要从头说起，怕是滔滔不绝几天几夜也谈论不完。不过，若单从一个“头”字说起，借助颇具北京特色的含“头”字语汇，倒可以管中窥豹，咂摸一番京味儿文化。
头，我们熟知的是指人的头部，不过，在北京话里，“头”还可以指代人。徐世荣编著的《北京土语辞典》记录了不少带“头”字，且表意为人的词，如“刺儿头”表示不好对付的人，“力巴头”表示外行，“芥根头”表示态度生硬的人，“孱头”表示软弱无能的人。用“头”指代“人”，早在《祖堂集》（系中国禅宗最早的史籍）里就有过系统的出现，那时候只是表示一类人，并没有北京话这么生动的用法。若追溯其发端，可以从元曲里找到端倪，此后历经明清，又从民国发展到现在，变得更为生动形象，成为北京话的一大特点。这生动诙谐的北京话，如今早已遍布北京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它们既是北京人直率开朗性格的体现，也是北京文化奇趣、雅韵的体现。
服饰里的“头”
清代北京城区内经济繁荣，居住了很多旗人，旗人的服饰往往与汉人不同，具有鲜明的满族色彩，例如，“靴头儿”“袜头儿”“帽头儿”等都是北京的特色服饰。满族人多擅长骑马，用动物皮制成的“靴头儿”和“袜头儿”在北京流行一时。清代满族男子还因为前面剃光头、后面留辫子的发型而盛行戴帽，一年四季都爱戴帽。“帽头儿”最初是满族男子常戴的一种上尖下宽的帽子，是一种典型的满族便帽。京城里汉人百姓也戴了与其类似的“六合帽”。“六合帽”因有“东西南北上下一统”的美好寓意，而得到康熙的青睐。后来满汉帽子融合，产生人们熟知的瓜皮帽，“帽头儿”有时也会被称为“瓜皮帽”。
八旗子弟、文武官员在京城内生活水平居于上游，做衣服的材料主要是绸缎，“尺头”一开始是指零碎的绸缎。但是北京城内也有穷苦人家，制衣材料主要是粗布，后来“尺头”逐渐扩大为零碎、非整批的绸、缎、绫、罗、纱、布等。“尺头”的出现，与北京风气有关，更离不开勤劳持家、擅长女红针线的北京巧媳妇。北京有“笑破不笑补”的风气，哪怕穿一身打补丁的衣服，人体体面面就没人笑话。需要缝缝补补的衣物多了，零碎的做衣物的材料自然会被额外收拾出来留作备用，“尺头”自然流行起来。贫苦家庭，缝补本就是常态，缝补的衣物也体现出北京的底层劳动人民生活朴素、勤俭。“包头儿”的形成就是因为北京人为了使衣服耐磨耐穿，在新衣服前面总愿意包一块布。与此相近的还有“裆头”（或称“挡头”），“裆头”则是指棉被上端为维护清洁的布。不管是“包头儿”还是“裆头”，这块布都是可以随时拆洗、反复利用的，穿的衣物、用的棉被，就能保持干净、体面，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北京巧媳妇是把持家的好手。
饮食中的“头”
民以食为天，北京的“馒头”是一代表。山东大馒头出名，多无馅儿，北京却有一家馒头铺——宫门口馒头铺，将馒头做成了小吃，深受老百姓的喜欢。在北京的民间饮食中，馒头也是主要的面食，比如嵌了枣的枣馒头、密实劲道的戗面馒头。除了老百姓平常食用外，馒头不管有馅还是没馅也一直担负祭供之用，且有多种品种，比如用于春前供的“卧馒头”、寿筵供的“龟莲馒头”、夏供的“荷花馒头”等。“二十八，把面发”，腊月二十八，往往是北京蒸馒头的大日子。北京还有一种与馒头相近的主食“窝头”或者“窝窝头”，具体起源虽不可考，但要比馒头晚很多。“窝窝”最早见于明代的“艾窝窝”，球形、有馅、表面有一凹处。北京的风味小吃“艾窝窝”，质地细腻柔韧，馅心松散香甜。不论是馒头、窝窝头，还是艾窝窝，外形都是近似圆形，与人头的形状相近。相传诸葛亮过江时拿用面粉制成的馒头代替俘虏蛮人的“蛮头”来祭祀河神，由此可以看出“馒头”的命名及外形与“人头”确实关系密切。
北京“二锅头”也是“头”类文化的一个代表。满族是一个喜爱并擅长饮酒的民族，凡是宴会、待客必有酒，酒后再用饭菜，因此清代北京酒类品种繁多、风格迥异，酿酒业非常发达，有“酒品之多，京师为最”的称誉。北京城里人喝的酒也是自己做的，北京人把造酒称之为“烧酒”，造酒作坊称为“开烧酒的”。康乾盛世年间，为提升烧酒质量，进行了工艺改革，取第二次换入锡锅的凉水冷却流出的酒，这第二锅酒长此以往就成了北京家喻户晓的白酒——二锅头。它的来源不仅与“烧”有关系，还与“第二锅”有关，味道纯正，浓度高而不烈，醇厚绵香，被大多数人喜欢。正是因为清代时期北京酿酒技艺的突出，滋生出相应的酒文化，因此会用酒来形容人，如“酒头”表示好酒糊涂，被欺而不自知的人。
集市上的“头”
北京有独特的建筑风格，以故宫为代表的皇家园林和胡同中普通百姓居住场所是北京建筑的两大特色，能代表居住特点的“头”类文化也相应形成。例如“瓦头”“殿头”“兽头”对应的是东方宫廷建筑特色，而北京话里表厕所义的“后头儿”则是生活习俗而产生的语言。北京胡同居民通常家里不设厕所，统一在胡同后面建集体厕所，久而久之，老百姓就将厕所称为“后头儿”。
还有一类“头”的形成则跟生活息息相关。民国前后，北京有热闹的庙会和集市，城内大街两旁分布着不同的铺户，戏园子、饭馆子、绸缎铺、当铺，应有尽有，这里面也有不少“头”类文化。比如，用于买卖的“饶头”和“搭头儿”，是摊主为了吸引客人购买而准备加送的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清代李渔在《玉搔头·拾愁》中的那句“天公不使良缘漏，留住琼簪做当头”中的“当头”是指当铺的典当品。另外，茶馆、饭庄、酒楼里还设有“座头”，专供顾客喝茶吃饭；戏园子里有像“黑头”“行头”“盔头”“套头”“跟头”等系列行话，这些行话也逐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民国时期北京集市热闹而富有烟火气，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吆喝叫卖”。民国的行商小贩，在走村串户贩卖物品的时候，保留利用响器和吆喝声来吸引顾客的传统。贩卖不同的物品，响器也有所不同，比如卖油要敲梆子，吹糖人要敲大锣，卖糖的敲小罗，锔锅锔碗的要撞击家什儿，卖货郎要摇拨浪鼓等等，这些响器在北京统称为“唤头”，北京胡同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奏出独具北京韵味的交响乐。
服饰中、饮食中的“头”类文化在清朝时期就很盛行，而集市上的“头”类文化却是在民国时期大放光彩。北京“头”类文化是老北京生活历代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历史的变迁，除了文物能与历史对话，继承和发展的语言也是历史的见证，它们共同汇聚成独一无二的京城文化。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