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本名查良铮，中国二十世纪桂冠诗人、翻译家。他不仅被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更凭借精准的译笔，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西方经典引入中文世界，在诗歌创作与翻译领域构筑了双重丰碑。作家王小波曾说：“查先生（穆旦）和王先生（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近日，《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穆旦人生传记与诗歌评传的权威之作。全书以穆旦生平为线索，结合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叙写了其坎坷而辉煌的一生。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家世与早期求学经历；西南联大时期的“校园诗人”；抗战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创作与生活。“变”贯穿了穆旦的创作实践，“真正的好的诗人不肯让自己限制在什么派之内的，而总是想要在下一阶段超越上一阶段的自己”，独特而复杂的生活经历与际遇，赋予了其诗歌“诗史互证”的品格。
作者邹汉明历时十七年，查阅并整理大量未刊档案、抗战史料、个人书信、回忆录与日记，走访穆旦研究者陈伯良，诗人唐湜、郑敏，同事辜燮高、董泽云夫妇，以及密友来新夏、杨苡等人，辅以六十幅珍贵历史图片，建构起多重记忆网络中的穆旦生活场景。同时，作为诗人与学者，他也结合自身对穆旦诗歌的细致解读，阐释其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先驱的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他献身语言的这一生，应该像纪念碑记住英雄的名字一样，被我们民族的语言牢牢地记住。如同军人用剑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穆旦用语言服务了他挚爱的国家。
新生的野力，诗与生命交融的一生
穆旦1918年出生在天津，1932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在《南开高中学生》上发表诗文。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南迁长沙，后又徒步远行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投笔从戎，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战场。1949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77年逝世。主要诗作收录于《探险者》《穆旦诗集》《旗》。穆旦精通英语、俄语，代表译作有普希金《欧根·奥涅金》《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集》，雪莱《云雀》《雪莱抒情诗选》，拜伦《唐璜》《拜伦诗选》，济慈《济慈诗选》等。
穆旦的成长之路，与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息息相关，他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最早开拓者。蒙自湖畔，在威廉·燕卜荪的引领下，穆旦有意识地阅读了从拜伦、雪莱、济慈到布莱克、叶芝、艾略特、奥登等的西方诗歌，为其现代主义诗歌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是期待着野性的呼喊”，这首《玫瑰之歌》写于1940年，此时穆旦22岁，正值青春年华，身体中蕴含着巨大的生命能量，而古典诗歌的框架对一个“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来说是一种桎梏，所以诗人决定从“古诗词的山水”中“突进！”穆旦在许多篇章中都在歌颂呼唤这种新生的野力。
时代创造了诗人的传奇，彼时中国身陷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创作于1937年的《野兽》正是当时被侵略的中国的隐喻，“野兽”一词本身也象征着原始的生命力。据《穆旦传》，三千里的步行迁校之路，穆旦加入了由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途中得以近距离接触社会和底层人民，写出了《出发》《三千里步行》《原野上走路》等系列组诗。正因为有此不平凡的经验，他体会到了“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
“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坛，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强烈的民族大义显得如此突出，令人动容”。“一个诗人的远征”同样是作者邹汉明着力记述的章节。抗战军兴，穆旦放弃西南联大教职，戎装入伍，加入杜聿明亲率的远征军第五军，奔赴缅甸战场。不幸经历了一次大惨败。“一路上，战友尸横满山，惨不忍睹。足足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他在茂密幽深、毒虫和病疫轮番袭击的原始森林里兜兜转转，绝望地寻找活命的出口。在经历了差点战死、累死、饿死、摔死、毒死、发疟疾病死、被激流冲走淹死、被无数的大蚂蚁啃食而死，最后，到了印度，差点又因吃得过饱而撑死……九死一生的经历，全来自他自身所在的这个惨烈的历史现场。”侥幸逃出野人山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穆旦，日夜感受着死去的战友直瞪的眼睛追赶着自己的灵魂。在痛苦与哀伤中，他以诗人的激情，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穆旦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传奇的一生，是玫瑰与铁血的传奇。对残酷战争记忆的独特书写，对人性、民族的悲悯情怀，一如在1941年《赞美》诗中反复咏叹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名语言的“他者”，为汉语新诗补充养分
本书作者邹汉明，浙江桐乡人，主要从事诗、散文、传记、文史与文学评论创作，其老家桐乡与海宁毗邻。据他考证，穆旦出生在天津，终其一生都没有到过海宁，但在各种表格的籍贯一栏，他都认认真真填着“浙江海宁”四字。徐志摩与穆旦双峰并峙于海宁文化史，在邹汉明看来：“当大多数人饭后茶余八卦着徐志摩的种种浪漫故事时，有少数人也在严肃地谈论穆旦的受难。而对于中文世界这无限的少数人，穆旦的诗歌就是晦暗、庸俗的生活中透进来的一道光，足够给芸芸众生以安慰和希望。”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读到穆旦诗歌起，邹汉明就认识到，他的一百五十余首长长短短的现代诗，已经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个值得信任的汉诗文本，“这个新诗的文本极具创造性，其形式又如此稳定、坚固，且带有一种大时代的语调，足以让创造它的诗人不朽。我想，对穆旦，从此我们再不应该那么无视。”
《穆旦传》在回溯生命故事的同时，也对穆旦之于现代汉语、诗歌文体的贡献做了全面梳理。“他属于五四以后的那一代人，也很明显受惠于五四以来日渐成熟的白话。在具体的创作中，这一代诗人跟他的前辈已经有所不同，最明显的一点是，他毫不在乎公众俗知的那套诗性语言。相反，他弃绝俗烂的古典语汇，弃绝一切陈词滥调，而偏爱于使用经过他大刀阔斧改造过的现代汉语。他敏锐地觉出了新诗之新的本质所在。他毕生追逐这种新奇，并无所顾惜地将全部的才华倾注在这种直见性命的现代白话中。”
邹汉明认为，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追随现代主义诗歌的强力诗人，良好的学院背景与学校教育（特别是受到艾略特、奥登等当时最前沿西方诗歌的影响），决定了穆旦对诗歌形式、诗歌技艺的重视，以他为首的联大诗人必然发展出白话新诗的文本形式，现代派与中国的历史、时代经验，成就了穆旦的卓越。邹汉明引用庞德语“诗人是种族的触须”，诠释了穆旦在诗歌隐喻里观照的无边现实。
与诗歌创作的天分媲美，穆旦翻译的禀赋同样与生俱来。在《穆旦传》中，邹汉明将其文学生涯区分为创作和翻译两个时期。1948年前以创作为主，1953年归国后从事翻译。他以本名“查良铮”翻译普希金作品，“在‘严厉的岁月’时期，勤勉地去做了一名语言的‘他者’——以其辛勤的工作，来补汉语新诗的不足。”晚年，穆旦投身于皇皇巨著《唐璜》的翻译，这种“苦笑”中的乐趣，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终。
诗史互证，对不屈无畏的诗人致敬，对坚忍不拔的民族致敬
东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张娟在评述中写道：“如果说时代是一个容器，《穆旦传：新生的野力》充分展现了哺育出穆旦式的现代诗人的特殊容器。战争和行走经验，西方现代派的中国传播，复杂的现实与人性体验，共同构成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历史经验，造就了现代新诗语言的革新和理性的抒情。穆旦把自己的一生都献身于语言，《穆旦传：新生的野力》是对穆旦这位诗人的致敬，也是对这个多灾多难而又坚忍不拔的民族的致敬。”
作为诗歌创作者与研究者、穆旦的邻乡，邹汉明自1996年起系统阅读穆旦诗作，2003年，他开始广泛收集资料，走访海宁、天津、北京、南京等地，实地探寻穆旦的生活轨迹，采访其家人、同学、友人，2018年，在多年积累基础上，他进一步补充访谈内容，力求呈现一个更立体、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穆旦。在后记中，邹汉明也追溯了穆旦与译林出版社的深厚缘分：“1991年3月，印刷量巨大的穆旦译著《普希金抒情诗选》（上下）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手头正好保存有这一版本）。需要说明一下的是，2023年1月，译林社出版了杨苡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关于穆旦的回忆，虽然也不多，但它有鲜活的细节，又有情义，是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这次趁书稿最后校改的机会，我摘引两段，补入拙著，也算是对穆旦至交杨苡先生的一个纪念。”
1933年12月16日晚上，十五岁的穆旦写了一篇《梦》，告诉自己“不要平凡地度过”这一生。他把“查”字一拆为二，开始做起一个超过他年纪的半完满的梦。在梦里，他的笑如一枝带露的玫瑰，正努力地绽放出惊险、爱情和远方。
1977年2月26日，他去世于新的篇章刚刚揭开的时代，那个时候，汉语诗歌根本意识不到它已经失去了一个多么出色的诗人。他短短的一生告诉我们，任何时代，活着的艰难，和一颗有深度的伤痕累累的灵魂，都是文字难以尽述的。
“研究穆旦无疑是也给很有挑战性的选择”邹汉明写道，“感谢这位传奇的翻译家和诗人，其卓越的才华和丰沛的一生，二十多年来默默滋养着我的写作。我想，这正应和了诗人的一行诗：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记者:钱欢青编辑:曹晓旭校对:杨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