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便当送到独居老年人家里 - 国际资讯(世良情感网)

下文节选自吉井忍新作《格外的活法》，来听听这位便当送餐员&独立摄影师的故事。

©福岛淳史，老年人专用便当。（出自“BentōisReady.”）

便当（弁当，bentō）在日本是贴近日常生活、又带有符号功能的存在。它陪伴孩子成长，扮演着表达对家人的关爱的角色，也是暖心治愈小故事的载体。而正因为离不开庶民生活，它还能细致入微地——或者更加苛刻地——表现出不同处境：便利店的便当默默守护着打工人的生命；超市晚间的半价便当是低收入群体的重要支柱；去一趟百货商店的美食街区，能观察到百花齐放的便当发展现状，但价格相当于便利店的两三倍，这里人最多的还是关门前一个小时的促销时段。还有“铁路便当”，能让人边欣赏窗外风景，边品尝当地特色菜肴，这是旅行中完美的搭配，也是上班族出差途中小小的欣慰。

我曾在京都国际摄影节（KYOTOGRAPHIE）上看到一张图片，占满画面的是一位笑眯眯的老奶奶，看起来豁达又慈祥。这场展览名叫“BentōisReady.”（便当准备好了。），展出的是摄影师福岛淳史的作品。他曾经当了十年的送餐员，每天骑着摩托车把便当送到独居老年人的手里，其间拍出他们的生活情景。因为与这个系列作品的偶遇，我才意识到还有一种自己一直忽略的、但其实已经很普遍的便当，那就是老年人专属的“宅配”便当。

2020年“BentōisReady.”展场，第一至第四空间。第四空间，福岛淳史说：“这位老太太基本上已经没法进行有逻辑性的对话，但她的笑容非常好看。”

日本的老龄化不断加剧，推广陪产假、增加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商业模式快速反映现实——宅配便当是配送到家的熟食午餐盒，保持营养均衡和卫生的前提之下，还根据每位高龄者的身体状况调整蛋白质、油脂或糖分等营养的摄入量，主食、蔬菜或肉类若需要都会煮到软烂。每餐热量控制在五百大卡左右，价格在五百日元上下，与便利店的便当没差太远，相当于人民币二十四元。每当我回父母家，早上打开信箱拿出报纸，都会发现一起被塞进来的几张宣传单，除了宅配便当，还有护理服务或养老院的参观邀请。边研究传单边暗中盘算，到我那个时候，该存多少钱才能安心养老呢。

翻开报纸，不管是经济、社会甚或娱乐版面，都已经离不开老龄化的影响。乍看之下，福岛淳史的该系列作品也属于类似主题的深度报道，但顺着展览的布局看到最后，心中留下的是从没有过的力量和温情。那似乎是这位八〇后摄影师发出的信号，微弱，但带着确信，他不怕被误解又有些任性地把这张笑眯眯的老奶奶放在最后。从京都回来之后，我很想搞清楚这个信号发源自何处，于是在一个春天下午来到一座海边小城市，并与他促膝长谈。

“你开不开心？”

福岛淳史1981年生于神奈川县，成长于面向太平洋的大矶町。那是一座海边的安逸小城，离东京约七十公里。也许因为成长于这种恬静又悠然的环境中，福岛淳史虽已过不惑之年，但身上还留有小孩般的小调皮气息，给人印象特别亲切。

福岛淳史在大矶念完高中，之后升入大阪艺术大学写真学科。选择摄影的理由很简单：“我是属于文科的，但对经济、经营这方面完全没有兴趣。而摄影这门学科自己感觉还行，也比较有趣，就选了几所设有摄影课程的大学报考。”

2004年福岛淳史顺利从大学毕业。不少同学选择在摄影工作室就职，但他还想继续探索自己的摄影风格，为了给自己一段“暂缓时间”，便选择升入东京综合写真专门学校研究科。他当时的主要拍摄对象为城市风景，在东京和大阪两地办过个展，意外遇到当今摄影界大师荒木经惟。

“那天记得他问我拍这些照片开不开心。我就回道，是呀，我挺开心的。（笑）那时候我太年轻又不懂事，也很热血，性格比现在更尖锐一点，就这么说出一句刺激人的话。不过到现在我才开始明白当时荒木老师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也许他看得出我的迷茫。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更深刻，那天荒木先生回去之后，我发现芳名录上有他的名字。听说他一般看展都不会留名字呢。”

受到大师无声的鼓励，福岛淳史感到无比骄傲。但尚未能靠摄影为生，在生活和学费的压力之下他只能打工解决温饱。他翻阅杂志找招聘信息，注意到一行字：“这是为老年人送便当的工作。”现在关于独居老人的报道屡见不鲜，但2004年大家刚开始谈起这方面的话题，他之前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份工作。工作地点是川崎市，离当时的住处比较近。于是，他决定应聘这个岗位。就这样，二十二岁的福岛淳史成了一名便当送餐员。

雇用方是一家小小的便当生产公司，兼顾护理服务功能。虽然是家庭式的小工厂，但卫生管理相当严格。负责制作便当的员工在上班前用刷子洗手，手指、指尖和指甲都得洗刷干净。头发全都塞进帽子里，套上手套和白衣工装之后喷酒精消毒，这些标准流程完毕后方可进入厨房。食品是已经加工好的，真空包装后冷冻保存，用开水烫下即可食用。员工把食品盛入一次性塑料便当盒中，要快速、均匀又好看。每天的生产数量是固定的，中午做五十多个便当，晚上将近九十个，做出来的便当马上由三个送餐员骑摩托车配送。

从没想到的“日本”

福岛淳史上班第一天，由老板亲自带他拜访客户，一共十几家。他负责的中原区属于较老的住宅区，前几年开通一条新的电车路线，随后陆续出现高层公寓，一时间展现出泡沫经济般的活力。但稍微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林立的高楼之间还有一些老旧的小屋子，平时也不会引起过路人注意，也看不出到底是否仍有人居住。福岛淳史的客户一般都住在这些旧房里。送餐过程中老板嘱咐说，便当必须送到客户的手里，这样才能确认对方是否安好。替家人确认此人安否，这也是送餐员的任务之一。为了完成这份任务，公司与部分客户事先沟通好，把钥匙交给送餐员或放在智能钥匙柜里，若有需要送餐员可以开锁进屋。

“您好！我是护理服务机构派送来的。给您便当，请帮忙开门。”发出的第一句很少能得到回应。也许老人家在二楼，哪怕听到福岛淳史的呼叫也没法马上下来。或者干脆睡着了，也有可能在屋内摔了一跤站不起来。有的还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病，见过多少次也想不起来这个小伙子是来干什么的，福岛淳史只得耐心重复解释自己来访的目的。

门一开，便传来一股难闻的气味。也许因为长期没有开窗通风，空气有些浑浊，房间里的物品特别多。大多数人因为高龄或其他原因行动不便，走到门口都很费力，更不用说自行打扫。后来他察觉到还有一种味道来自他们常用的药物，患有同样病症的人，他们的房间就带有同样的味道。

“上班第一天简直是一大冲击。我就想，哇，这种地方还有人住呀。真心没想到我所生活的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日本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政府也会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我以前是这么理解自己的国家的。所以脑子里也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所谓老年生活的概念，在海边慢慢散步、和老伴赏花喝茶的那种。但我工作中看到的现状和我所理解的日本，两者之间差太远了。”

©福岛淳史，因不能支撑体重，有的客人在地上铺报纸吃便当。老年人的看护需由专业人士进行，采购和清理由护工负责，送餐员不被允许帮助老年人。“不过有时候我还是会帮忙。”福岛淳史说。（出自“BentōisReady.”）

当时有一股怜悯之情涌上他的心头。与一家公司签约，请护工上门护理，每天有人送便当上门，说明客户并不属于贫困阶层。可能算不上是上流阶层，但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养老金，由本人或子女安排所需服务，这不就是我们认为的普通人的老年生活吗？但在福岛淳史的眼里，他们的生活状况怎么看也是令人失望和沮丧的。甚至他对未来的预想和期待都一下子落空了。

“那一天我就发现，此前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太以自我为中心。在潜意识里，我可能一直以为生活会这么继续下去，直到死亡那天都能够保有健全的身体，万一哪天行动不便，国家肯定会把我保护得好好的。但眼前的现实告诉我，之前的这些预想与期待根本是不可能的。”

没法按下的快门

还没真正出社会，二十二岁的福岛淳史就似乎看到了人生尽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未来，他只能坚守工作，继续做该做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是刮风下雨、炎热的盛夏或朔风凛冽的冬季，这个便当无论如何都得送出去，它就是客户的生命线。我问是不是元旦那天也要送，他点点头笑道，那肯定。

他开始这份工作的初衷和摄影没有关系，只是想赚点钱。让他带相机去工作，一开始还是便当工厂老板想出来的点子。

“这份工作大概做了一年的时候，老板建议我要不给客户拍照吧，可以让人家开心开心。出发点就这么简单。我答应是答应了，但还有点提心吊胆，因为拍摄这件事本来是一种冒犯，而且我没能想到要拍什么，让老人家看过来、笑一个吗？感觉也不太合适。”

接下来的日子，福岛淳史上班都会带相机，但都没法面向客人按下快门，只拍了一些上下班的风景。这种悬在半空的状态持续了大概半年，虽然没拍照，但渐渐有了一些互动，透过开开玩笑，或聆听他们的自言自语，他了解到每位老年人的不同个性。

“有一位老太太特别喜欢我，但她的表达方式很委婉。她呢，每次都会准备一个小点心，当我把便当送来时，就会把它悄悄放在桌上。也不说什么。我假装刚刚发现似的惊奇地说：‘哟，怎么会出现个小点心呀？是不是给我吃的呀？’老太太笑着点点头，我就当面把点心吃掉。”

整个过程怎么也得要二三十分钟，对一个送餐员来说是严重超时。为了赶上下一位客户指定的送餐时间，福岛淳史不得不牺牲该有的休息时间，但还是很乐意接受这种好意。互相熟悉之后，其他客人也开始托他办些事，去买东西或把明信片投递到邮筒，福岛淳史并不厌烦，反而为此感到有些骄傲。接触的机会多了，这使他对老年人生活的看法没有过去那么刻板。

©福岛淳史，在规定上，送餐员把便当交给对方后须立刻离开，但福岛淳史有时候会留下来跟他们聊天。休息日，他埋头冲洗胶卷，冲印照片，还会去客人那里继续闲话家常。开始这份工作的第三年，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作品储备，办了一场个展“摄入食物”。

三次逃离

“结果非常糟糕。”福岛淳史说道。

“我看到好多观众流下了眼泪，边哭边看‘独居老人的现状’，这场景特别让人沮丧。当时《读卖新闻》给我做了报道，记者其实是夸我的啦，但记者也好观众也好，大家的赞扬都是针对我的。我心里很复杂，感觉自己在利用那些老人家。我发现，哪怕跟对方的沟通做得再好，一旦把相机放在我和他们之间，我就变成了一个摄影师，对方便成为所谓的‘独居老人’。”

照片在日文叫“写真”，摄影师是“写真家”。中国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中有句“写物象之真”，意味着绘画上力求表现物象的真实面貌。福岛淳史的摄影也毫不留情地描绘出无法掩盖的“真实”，其中还包括“人与房子”两者关系的变迁。

这个主题过去也有不少摄影师以类似的观点进行过拍摄。如筱山纪信的摄影集《家meaningofthehouse》（潮出版社），在该书问世的1975年，日本传统家族概念正在高度经济成长的背景下开始解体，以大家族为核心的大房子也堪堪成为“正在消失的”遗物。该书有二百五十八张彩色作品，筱山纪信拜访并拍摄从北海道到冲绳县八重山群岛的各种房屋，草顶房的农家、煤矿工人专用住房、接待国际宾客用的迎宾馆、老旧的木造公寓、公共澡堂以及荒无人烟的废墟。和筱山纪信的《家》对比起来，福岛淳史拍到的可谓是“之后”的现实——摆脱传统概念、故乡和家族的束缚，自由、开放和便利等城市光芒之下的老年人生活。

但我们也知道，摄影这个行为本身和照片上的画面，有时候还会盖住“真情”。有的摄影师在“写真”的两面性之间长袖善舞，但福岛淳史不一样，他陷入了极度的懊恼和自责。

“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等待便当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经历过人生的种种，比如二战，还有战后的社会大变迁。这些人呢，哪怕不说话，你认真面对他们就会感觉到一种气质。何况我跟他们聊过天，吃过人家给的小点心。但不知为何，一旦把他们拍成作品，这些经历和感情都被淡去。看着照片，你反而会注意到他们房间的凌乱、身体上显得衰老的某一部分，我心底在拍摄瞬间的温情荡然无存了。从技术方面来看，我拍的照片是够水平的吧，有的人会认为这样就不错。但换到我就不行，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没能把握问题的核心。为什么不能拍出自己的感受，在找出这个答案之前，我就没法往前走。”

办完这次展览之后不久，福岛淳史离开送餐员的岗位，之后不到一年又回来，却又再度离职。

“这个岗位呀，我一共逃离过三次。离职之后也没什么，就回老家躺平呗，中间试过一次独自骑车旅行，但不怎么好玩。大部分时间卷在被子里看电视打发时间，每天活得像个废人一样。幸好有一个老乡，他应该是看不下去了吧，给我介绍了一个活动项目。有一位环保运动家中溪宏一先生，他带着一批年轻人纵走日本，一路拜访当地幼儿园或小学，跟小朋友一起种树。纵走日本一般花不了三个月，但因为有活动的关系，整个行程就这么长。我参加了两次。”

©福岛淳史。纵走日本看到的风景。（出自“边走边拍日本人”）

当初福岛淳史的角色是记录者，但这两趟旅行实际上是一种“康复”，他说回来之后感觉头脑思维清晰许多。我说那肯定是吧，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城市的小朋友更加朴素纯真，跟他们接触，一起动动手，成年人也一定会有所收获。福岛淳史点头说那是，但又说，实际上他不仅仅是被治愈到，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帮他恢复了对社会的信任。

“坦白说，种树这件事情一开始我毫无兴趣。比起活动本身，更让我动心的是偶遇。你想想，有一帮年轻人边走边唱，露营过夜，到一个地方就和小孩混成一团，嘻嘻哈哈地种树，种完树头都不回地走了，后面的事儿啥都不管。看着十分可疑，连我当时都觉得这有点像新兴宗教之类的传教活动呢。（笑）但是，路上偶遇的大部分人还是愿意伸出援手，半年之间我们没怎么花钱就完成了种树计划。就像是祭祀中人们抬着神舆到处巡游一样，只要你有一颗好心，总有人愿意接受它，还把它传递下去。种树活动对整个环境来说是杯水车薪，但面对力量这么微弱的我们，路上遇到的本地人都那么心怀宽广。这个国家好像还行，还可以，这是我这一路的感悟。在这之前我试过单独长途骑行，一路不怎么跟别人交流，那是一场封闭性很强的旅行。开始没多久觉得太累、无聊，我就卖了自行车，坐电车回家了。这两件事综合起来我才明白，你怎么看待世界，世界也就怎么对待你。只要你有颗心愿意和外界交流，对方也会接受你。”

“现在回想起来，在种树徒步旅行中，我看到了一种风景。带有明确目的前进的人才能看到的、金光闪闪的风景。那么到底什么是旅行呢，我有个人的定义。就在没法预知明天后天甚至几分钟后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之下，还能享受身处其中的、状态模糊的自己。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旅行状态。”

接着他说，从那趟旅行回来之后有不少人问他最喜欢哪个地方。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都在走路，一路感觉土地都是连接着的，没有所谓的境界，也没法比较。纵走南北之后，他感觉自己终于能重新塑造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日本。

不是死亡，是生命

失去过对外界的信任，经三次逃离和两次“康复”活动，福岛淳史又回到了便当送餐员的工作和拍摄。两年后，他三十岁举办一次个展“便当之味”，画廊离大矶五百多公里，福岛淳史也没法每天在场，两周的展期内他打电话给画廊问问观众的反应如何。画廊主人野元大意算是他的朋友，直言不讳道：“来的人要么流泪，要么愁眉紧锁、陷入沉思。我天天在这里啊，感觉下了地狱似的。”但这次的展览与上次不一样，给福岛淳史带来了一个转机。

“透过两次旅行，我的心态有了点变化，但还没能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上。直到有个朋友，看完这场展览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启示，也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他说照片里的风景确实会让人苦闷，因为你会感到近在咫尺的死亡，自己的死亡。但其实，你拍的不是死亡，是生命。听到这句话的那瞬间，我看到整个空间、咖啡杯、周围的顾客和店员都在闪烁，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快要哭了，好想大声宣布：终于找到了！我这个人太傻了，这么简单的道理走遍日本两次都还没懂，最后借助朋友才能明白过来。（笑）”

以前拍客人时，福岛淳史习惯性地往后退几步，拍摄尽可能多的背景，并让画面更加饱满丰富。但实际效果来看，这反而强调了老年人的孤独感。他解释道，那是因为自己完全被捆绑于别人对老龄化和独居老人的看法当中，同时在潜意识里，想要拍出符合这些印象的照片。他甚至说，自己一开始在这份工作中感到的苦闷，以至于让自己逃离这份工作的，都来自自己内心中的罪恶感。

《我把便当送到独居老年人家里》

朋友的一句终于让他明白，用镜头传达的是他对“生的力量”的崇敬。他和客户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镜头和老年人之间只有几厘米距离，为了拍出更清楚的表情和细节，原来的135相机也换成中画幅相机。用这么大的相机，又是这么近距离，我担心这样老年人会不会觉得被冒犯，但听完福岛淳史的回答感到有些羞愧，发现自己还没摆脱固定思维。

“他们根本不理会我怎么拍。当然我没法知道客户是怎么想的啦，但明白自己拍的是什么，对准客户时的心情变得更轻松，这又影响到镜头对面的反应，他们也没有什么拘泥了。不管是拍老年人还是充满活力的小孩，让我按下快门的动机是‘美’。觉得对方很棒、有型，所以我要把它留下来，这个心态对方是会感觉到的。”

便当之后

福岛淳史2014年正式离职时，手里已经有了“五万，或许十万”张照片素材。随后的四年时间里，他虽然没能找到机会公开这些素材，但结婚生子这两件大事陆续发生。他也并不为此焦虑，一切顺其自然，刚好有老友向他推荐当地农业机构“地缘农园”（ちえんのうえん），于是他在2018年从事农业。每周五天，从早到晚，他一点都不厌烦这份体力活，甚至觉得以后再不碰相机也可以。

在采访中，福岛淳史几次感叹道，其实自己就是“无药可救的无用之人”，人生最幸运的一点是人缘好，蒙受好友的照顾。当他转而下地务农时，也是开画廊的友人野元大意不时地鼓励他，给便当系列作品寻找机会，并建议参加京都国际摄影节。

如今，福岛淳史作品中的那些客人已不在世。他们温柔的皱纹、家具上布满的灰尘以及开门那瞬间的味道也无影无踪，被高层住宅楼取代，只留在了他手上的照片中。他说到现在，偶尔会把照片摆在自家榻榻米上，“这（些照片）让我决心要好好活下去。他们给我的力量这么大，足够让我在这个模糊不清的世界里努力下去。”

成为农夫的这两年，他说特别喜欢夏天，所有生物都有一种蠢蠢欲动的生命感。夏天里的植物成长特别快，同时也会快速腐烂、死亡，人透过农业和自然成为一体，他在其中感受到一种性感。“灿烂的生命背后啊，这生命的火焰越大，它的影子也越黑。我为什么这么觉得，可能还是受到送便当那份工作的影响吧。”

近年日本社会和意识形态有了变化。2008年他举办个展“摄入食物”，当时日本人口中65岁以上的高龄者占比为20.1%，在神户展出“便当之味”系列的2013年为25.1％，2021年出版摄影集时已经接近三成。日本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使得“独居老年人”不再是特殊或令人震撼的现象，“孤独的晚年很悲惨”等保守的声音也稍微收敛。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不管年龄或生存状态而对其妄加论断，更是损人而不利己，说不定那是隔壁邻居正在过的生活，或许是二三十年后的自己。

但在聊天过程中福岛淳史几次提醒我，他拍摄独居老年人不是为了启发民众或挖掘社会问题。他本人和这系列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也不是成果，而是一个作品的诞生，那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以及他最后达到的境界让他看见“生老病死”的格外模样，成功透过摄影让我们对“人”本身产生敬意。

我们很多时候太习惯于看结果，高效率和高产出几乎成为争取生存机会的重要手段，然而社会里还有一群人，他们无法放过心中的龃龉，就像福岛淳史几度把自己卷在被子里，不得不停下来探索内心深渊。结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临更为广袤的命题并陷入苦闷，故此经常会与社会脱节。在极致追求效率的社会里，别人都在自顾自地走，若要原地踏步、反复思考，反倒需要相当强韧的精神。而我相信，包括摄影或文学在内的艺术，都是经得住这种非效率状态的人完成的。经济发达和富裕生活或许可以利用科学技术达成，但富裕之后到底该干什么，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我们还是得自己找。这不是单靠智力就能想清楚的，你必须踏出一步，与眼前的人或事产生关系。

福岛淳史的务农生活持续了三年，随后的2021年他参加了富士胶卷公司赞助的摄影活动，并获全球奖及其奖金和摄像器材的资助。他的计划是以五个月的时间从日本南端的冲绳一路旅行到北海道，与途中遇见的人互动，并拍摄他们“活着”的美好。

新冠肺炎、自然灾害、经济衰退、战争和其他黑暗消息笼罩日本列岛多年，我们的生活和环境，与小林纪晴二十多年前看到的相比，已经产生了无法想象的变化，并且达到令人窒息的境地。然而我们还是尽最大努力抑制焦虑感，仍然在工作、学习、刷牙、吃饭和呼吸。“这本身就是像黄金般宝贵的事情，散发着强大而美丽的光芒。”福岛淳史在出发前说道。

后来我再次和福岛淳史约时间聊这几年的变化和这趟徒步旅行中的感受。他继续说道，所以自己不再焦虑了。四五年前还会，周边很多朋友在上班，有了点社会地位，而自己还是个打工仔。但发觉到“那十年”也确实给自己留下了痕迹且变成自己的存在价值时，他就认可了自己，轻松放下了“那边的”竞争。“也许年龄也有关。都四十多了嘛，还能怎样。”福岛淳史笑道。

徒步旅行计划已经在2022年秋日完毕，并在东京举办成果展，目前准备出版。福岛淳史平时在农场打工，现在工作的农场非常市场化，工作安排相当紧凑，但他喜欢。不上班的时候整理图片，写徒步旅行的纪行文，他说“花了一年才写到一半呢，你慢慢等着吧”。“农”的主题也刚拍完，福岛淳史强调说，那可不是“晴耕雨读”般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而是激发所有生命体的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他拍的是夏天的农活，冬天不拍摄。一个摄影师这么长时间不碰相机也需要一点勇气的，但他也在学习驾驶自我的方法，知道为了拍出夏天的农活，不拍摄并默默干活的日子也很重要。“摄影呢，是一种个人竞技。这很适合我。而且我只会干这个。”

福岛淳史（FukushimaAtsushi）：1981年生于神奈川县。2004年毕业于大阪艺术大学摄影专业，2006年毕业于东京综合写真专门学校研究科。在2004年至2014年之间做便当送餐员，2018年至2021年务农。2021年参加富士胶卷公司举办的摄影活动GFXChallengeGrantProgram，次年单独纵走日本并进行拍摄。现居大矶町，目前靠务农为生并继续相关的拍摄。摄影展览有2004年SCOPE（东京）、2008年“摄入食物”（食を摂る，东京）、2013年“便当之味”（弁当の味，东京）等。2019年以“BentoisReady.”获KG+摄影奖大奖，2020年以同名作品系列参加KYOTOGRAPHIE。2021年出版摄影集《我把便当送到独居老年人家里》（ぼくは独り暮らしの老人の家に弁当を運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