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国古代皇朝祭祀海神的场所，与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贸易有着深厚渊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广州的重要历史见证。
近三年来考古资料整理有新发现
南海神庙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此后历代皇帝各赐封号。各朝皇帝派高官重臣来广州谒南海神，在此举行祭祀南海神的活动，国内外商船经此均到庙祭祀。历经各代重修和扩建，南海神祠现存唐、宋、元、明、清历代碑刻，还有浴日亭等景观。
2005年底，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海神庙考古队在黄埔区庙头涌整治工程建设范围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先是在章丘脚下发掘出100多米长的明代石基码头，由埠头、官道和小桥组成。其规模大，保存基本完整，国内少见，为南海神庙寻回四五百年前的临水构筑物，至为难得。其后又抢救发掘出南越国时期遗址、宋代大型建筑基址、庙前明清码头、清代旧街道等遗迹，出土一批珍贵文物。这些遗迹和遗物大多与历代修葺南海神庙有关，充分反映了南海神庙深厚的历史底蕴，更进一步丰富了南海神庙的文化宝库。
近三年来，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发现南海神庙出土有大量的南海奇石窑产品，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者相似，也从侧面佐证了南海神庙为广州宋代重要的海丝遗迹点之身份。
万里波澄的祈愿
在古代，人们凡是出海作业，必先敬神祭海，而南海神（祝融）在四海河伯之中神次最贵，是拜祭的首选。人们祈祷南海神保佑一路平安、风调雨顺、海不扬波。南海神庙碑刻集中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宋代碑文有载海外“胡商越贾，具万斛之舟，张起云之帆，转如山之柁，乘长风，破巨浪，往来迅速，如履平地”。如果不倚仗南海神之力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南海神庙“前据大海，吐纳潮汐，来往祠下者，微若一苇，大若万斛，必祗谒忱祷，乃敢扬帆鼓棹涉重溟而不惧。人之所以恃神者亦重矣”，“胡商海贾……行万里必禀命于南海神……然后敢行舟”，“祀事之既，神明欢喜，飙驰龙翔，一息万里”。
中国古代祭祀海神，祈求保佑海上航行平安，建祠祭祀，既有官办的，更多的是民间神祠。如福建有始于宋代的湄州妈祖庙，其后的天后宫、天妃庙、水神庙等遍布我国沿海地区。随着中国人移居海外，这些民间海神庙也分布世界各地。至今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包括港澳仍有不少洪圣王、洪圣爷庙。北宋仁宗给南海神加“洪圣”封号，洪圣王即是南海神的别称。南海神庙属于官办的第一座祀海神庙，虽经历代重修扩建，但庙的名字经历1400多年，至今无改。在唐韩愈撰文的《南海神庙碑》中，首先出现“海事”一词，今天的海事局、海事大学、海事法庭等都是由此沿袭而来。在广州的海交史迹中有两处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建筑，一是南海神庙，另一是唐宋时屹立在珠江北岸边的光塔。广州现存的历史文物建筑与遗物，年代都不早于唐。南海神庙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其后经过多次修建，虽然今天的主体建筑是清代的，但它的布局仍保存着前时期的“仪门两塾，庑廊绕院，前堂后寝”的遗制。南海神庙在建造时间上比之相传始建于唐贞观元年（627）的怀圣寺与光塔早30多年。
海航贸易的见证
自春秋战国开始就有“越人善水”“越人善作舟”的说法。20世纪后半叶，考古工作者在广东沿海（包括香港）地区发现不少史前时期的贝丘遗址，表明早期的越民入海捕捞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存在近百年之久，岭南的社会相对稳定，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的汉越民族与文化融合、促进生产大开发的新纪元。除了与中原的通商往还之外，对南海的海上活动理应比以前有更好的发展。据史地学者研究，汉代的珠江河口可能就在广州市区的边缘，番禺是一个海岸河口城市。直到宋元以后，珠江逐渐淤积，才转为河港城市。南海神庙南侧发掘出南越国时期的遗物，由此表明，今日的黄埔港区一带早在两千年前已留下南越国人的足迹，亦不排除这里早有南越人的海上活动。
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许多遗迹与遗物可以说明，岭南的越人在南海的海上航行活动当不晚于秦。
1975年，在广州老城区中山四路的西段，发现了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建造的造船工场遗址，这是全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造船遗迹（赵佗建立南越国后，就近取山岗土把造船工场遗址覆盖，作为扩展王国宫署御苑的用地，使这处造船遗址经历两千余年得以保存）。经试掘与其后三次的局部发掘，遗址规模与船台结构揭示出当时中国造船水平的高超，为海上丝绸之路开辟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公元前2世纪中叶，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的丝绸之路则有东海和南海两条航线。广州位处祖国南方边陲，位于珠江出海口，古称番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发展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关于广州的海上交通历史，文献史籍早有记载，同时，考古发现和地上保存的遗迹与遗物的年代也较早。在两千多年海交历史中，以两汉时期、唐宋年间、明清两代三个阶段最为重要。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22年的《淮南子》在《人间训》篇中记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卒五十万北却匈奴，筑长城，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镖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从这段最早记述秦进军岭南的文字材料来看，可以认为早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秦始皇派遣南下的“楼船之士”（水军）就已经由水路抵达番禺（今广州）地区。秦始皇进军岭南的政治目的主要是为巩固其万世基业，但是岭南越地的海外奇珍对他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公元3-5世纪的六朝时期，广州的海路通商往返仍相当发达。史称：交（趾）、广（州）一带“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宋书·州郡志》）。在考古发现中，广州晋墓的砖文有“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七年癸酉皆宜贾市”“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表明那时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局势相对稳定，具有开展对外海上交通贸易的良好条件。
唐代是中国海交史上的新纪元。地理学家贾耽所著《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述了航船由广州出发，通西亚和东非，经历30余个国家和地区。这条长1.4万公里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唐朝政府首次派市舶使到广州。广州地方政府在城西怀圣寺一带划地建立外商居住区，史称“蕃坊”。随着海上贸易往来日益增长，到9世纪初，南海神庙也迎来建庙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扩建。
宋代海外贸易持续发展，在广州设置全国第一个市舶司。南海神庙宋代碑刻有市舶司到庙致祭南海神、重修南海庙之事。不少碑多有海外贸易和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和居住的记载。如，“自古交趾七郡贡献上国，皆自海，沿于江，达于淮，逾于洛，至于南河”，“故砺砥磐丹，羽毛齿革，底贡无虚岁矣”（《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之碑》）。
明清政府先后实施海禁，时禁时放，广州港因地理优势，在明清两朝的“朝贡贸易”以及民间的海路贸易中称为特准的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清代对南海神崇敬之意以康熙时期最盛，他热衷于祭海，曾先后11次派遣高官重臣前往祭祀南海神。由于清朝初年实行海禁，不许商船、渔船下海，于康熙二十四年或稍早时候方开海禁。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其五十大寿之时，皇帝遣户部侍郎范承烈祀祭南海神，御书“萬里波澄”横匾安放于庙，并立碑纪其事。
文/全洪
（作者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
图片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