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点归纳：
德国正经历自两德统一以来最深刻的政治转型。传统两大党社民党和基民盟长期主导的"均势政治"模式逐渐失效，绿党、左翼党及极右翼的选择党等新兴势力快速崛起，折射出民众对主流政党改革乏力的不满。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接连冲击下，德国暴露出基础设施滞后、教育资源不足、住房短缺等结构性缺陷，终结了战后长期繁荣带来的社会自满心态。
2021年大选产生的"红绿灯"三党政府因政策分歧于2024年解体，直接触发2025年提前大选。民粹主义选择党以反移民、疑欧立场的激进主张获得约20%选票，成为最大反对党，但其极端主张遭到主流政党排斥。当前德国政治格局呈现碎片化特征，各党派在能源转型速度、财政政策优先级等问题上分歧严重。
新一届政府大概率由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大联盟"，预计延续务实外交路线，在维持欧美同盟的同时寻求战略自主。对华政策可能出现调整窗口期，双方在气候治理、绿色技术等领域存在合作空间。但德国作为欧洲地缘支点，其政策选择仍将受制于中美博弈的全球格局，如何在价值观认同与经济利益间取得平衡将成为关键挑战。
选择党的崛起揭示了德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停滞与全球化焦虑交织，民众对开放包容的移民政策产生强烈反弹。然而其反民主本质与德国历史教训形成鲜明对比，主流政党通过“防火墙”策略坚决排斥该党。尽管左翼党与“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出现立场分化，但极端化趋势并未形成系统性威胁。
德国新政府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突破"均值回归"惯性，推动结构性改革。宪法债务刹车条款限制了财政灵活性，而劳动力短缺、数字化滞后和能源转型僵局亟待破局。外交领域，德国需在跨大西洋关系与中欧协作间寻找平衡，而中德关系可能因美国战略压力出现阶段性改善契机，但长期仍取决于双方能否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构建务实合作框架。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冈特·舒赫，翻译/观察者网郭涵]
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德国正在经历一个分水岭，这是自“铁幕”倒塌、1989年至1991年期间导向了两德统一的事态发展以来，笔者从未经历过的时刻。
在笔者被允许投票的33个年头里，德国经历了长久的稳定，也经历了新近的动荡时期。对此笔者将进行分析并试图展望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以及这对中德关系可能意味着什么。
·德国民众终于意识到“需要做点什么”
笔者认为，比尔·克林顿的竞选经理在1992年的一句名言至关重要：“这是（关于）经济，笨蛋！”在海湾战争中获胜后，老布什对赢得连任充满信心。然而美国选民考虑的却是他们内心更在乎的东西：比如钱包。
在二战后的德国，曾经有两个大党轮流执政：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前者更倾向于强调社会正义、维护劳工权利等；后者则更倾向重视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维护法律与秩序、跨大西洋关系等。
这两个政党加在一起通常能获得四分之三的选票，但只有一次（1957年）是由更保守的基民盟获得了绝对多数（超过50%）选票。因此，德国通常会组建联合政府，通常会有自民党（FDP）这个第三方小党参与其中。
自民党主张经济自由主义，限制政府的作用，以确保自由市场产生接近其理论可能性的结果，并在其他方面强调公民自由和个人责任，而不是过多地强调福利国家。自民党在经济政策上与保守派更加趋同，而在公民自由问题上与社民党更加一致。
直到绿党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后，这种非常稳定的政治格局才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因为绿党提出了环境保护、维护和平的议程以及反对核武装与核能源利用等主张。德国统一后，另一个小党，东德共产党的继承者（左翼党）也加入了德国主流政治，并维持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立足于东部地区的“极左”政治力量。
左翼党在本次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以8.8%的得票率进入议会
即使组建政党联盟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德国政坛仍维持了一个共识：想要赢得大选的政党必须将自己定位成最能代表中间力量的党。
在德国的代议制政体中，议会成员选举总理，因此总理一职通常由在大选中获得最多席位的政党的领导人担任，然后，该党通常能够与立场最接近的联盟伙伴组建政府，规划各党协商的执政纲领并开展谈判。所有这些机制通常会导致一种“均值回归”。
这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理论上立场更左的政府，比如前总理施罗德领导下的政府，会启动削减福利、增加经济竞争力的改革；而纸面上更右的政府，如默克尔领导下的政府，会大量采纳左倾或更偏向绿党的政治主张，因为这是扩大其基本盘的最佳方式。
以默克尔总理执政16年间的一些政治转向为例：除其他议题外，她叫停了德国过去推行的义务兵役制，引入同性婚姻和最低工资标准，退出了核电开发，以及最知名的，允许移民大量进入德国。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都不是一位政治家基于积极有为的核心理念，在上台后强加给德国民众的议程；而是被一时的“时代精神”（Zeuitgeist）激活了敏感的政治雷达后，身段非常灵活、非常机会主义的维持权力之举。各式各样的民主支持者宁愿关注4年后或更早举行的下一次选举，也不愿意考虑长远的政治目标，就算这样做在当下可能并不受欢迎。
保守党内部立场更保守的反对派，尤其是包括现在已被锁定为下一届总理人选的弗里德里希·默茨，遭到了精明的权力政治大师默克尔的排挤，默茨本人甚至被赶出政坛许多年。
各种事件与回应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即中间力量的相互削弱，除了个别名字与面孔外，德国政治里的中间力量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彼此。但是，只要社会的总体情绪（最强烈的驱动力是关于经济繁荣）让人民的诉求仅仅是朝其中一方或另一方倾斜一点点，而基本上并不担心真正的变革，那么主流政党就能够继续维持政权。
这种情况在2013年达到了顶峰，当年默克尔的核心选举口号就是，“因为你们了解我”。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德国的两大政党需要与彼此结盟才能获得稳定的多数席位，正如2013年到2021年发生的情况。这进一步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
这使得德国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改革，更不用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是依然活在过去雄厚的工业与经济实力基础之上。不利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但对于已经习惯了成功的德国民众来说，其影响并不明显，或者被他们愉快地忽视。
正常情况下，经济中出现的裂痕应该更早地显现，但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意味着大多数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依然非常紧俏。这给每个人制造了一种假象，认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因为雇主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一个自满的社会也许是恰当的形容词，但当已故的德国前外长、自民党人吉多·韦斯特韦勒（GuidoWesterwelle）等人早在2010年就发出预警，谈论德国陷入“罗马帝国晚期的衰败”时，却引发了公共舆论的强烈声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