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桃是张骞带到中国的吗?

北京日报客户端 2025-03-01 15:33:13

▌虫离

西晋《博物志》记载:“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指出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带回了胡桃种子。“胡桃”和“核桃”这两个概念,胡桃指植物,核桃则为胡桃这一植物的种子,《博物志》谓张骞带回的“胡桃种”,即是核桃。后人根据该记载,多认为核桃原产域外,因张骞“凿空”,始传入中土。

其实,核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来之物。

植物分类学上,胡桃归入壳斗目,胡桃科,胡桃属。胡桃科植物可能最早出现于1.05亿年前白垩纪的北美地区,此后通过北大西洋陆桥向欧洲迁移,继而向东扩散至东亚。数千万年来,地球经历过多次气候变冷的冰期,大量胡桃科植物灭绝。幸存者向南退却,躲进一个个适宜生存的避难所,形成了间断分布格局。

中国境内分布着许多植物避难所,经过漫长的演变,“躲”在中国的胡桃属植物独立分化出多种中国特有的植物,如俗称“山核桃”的野核桃、适合把玩的核桃楸和麻核桃。而我们日常食用的普通核桃,虽然不是在中国独立分化起源,但13万年前至7.5万年前的第四纪末次间冰期,也已经广泛生长在中国南北方。重庆铜梁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2.5万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距今11000—9000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7000年)均出土过核桃碎块、坚果壳或整颗坚果。

可惜的是,西汉以前,中国分布的普通核桃很少被栽培。而中国原产的一些品种,像核桃楸和麻核桃,壳厚肉少,充当文玩得其所哉;拿来食用,实在不太方便——花大力气砸开一颗,果仁却少得可怜。张骞及其后继者的贡献,与其说带回了核桃,不如说让国人分清了哪种核桃皮薄肉多。自张骞通西域后,汉地开始有意识地种植适合食用的胡桃。根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应是最早下令在中国大规模种植胡桃的人:“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胡桃,出西域。”上林苑正是汉武帝时期“初修”起来的,修造之时,群臣竞献奇花异木,西域胡桃树也引种了进来,随后在宫苑之外开枝散叶。李时珍《本草纲目》“(胡桃)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指出了胡桃的传播轨迹。

胡桃向东传播,洛阳必是其中一站。东汉甚至将洛阳的一座宫殿直接命名为胡桃宫。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直言“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动痰饮”,说明核桃产量可观,足以构成“多食”的条件,且食用过量引发不适的病例一定不少,才被医家留意。汉末孔融曾收到过朋友赠送的核桃,他感激地写信致谢道:“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核桃在士人之间作为礼物流通,又是“多惠”,亦反映了产出之丰。

自汉武帝在御花园里种胡桃,后世纷纷效仿。西晋洛阳的华林园,据载也种了八十四株胡桃树。这个数字看上去似乎不多,但华林园的性质是皇家宫苑,给皇上一家散心的园子,不是专门的果园。再看华林园栽植的其他花木:橘子十一株,栀子花五株,枇杷四株,栗子一株,相比之下,八十四株胡桃已经不少。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介绍石栗的味道,举了核桃为参照,说石栗味像核桃。另一位西晋名士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提及一种榛栗,也取核桃参照。能够用来做参照物的,必是寻常之物,世人熟知其味,方能用作类比。

晋代的核桃产量大,品质也不错。晋人郭义恭的《广志》记录了类似现代纸皮核桃的品种:陈仓(陕西宝鸡)的核桃,皮薄肉多;阴平(在今甘肃)的核桃,大而皮脆,“急捉则碎”,使劲一捏就能裂开。

其实,直到晋代,关于胡桃异域产地信息的文献记载都不多见,当年张骞究竟是从何地带回的核桃,尚不明确。张骞第二次西使,他的副手率领一支团队于公元前115年抵达波斯(安息)。帕提亚国王米特里达提二世派出两万骑兵迎接汉使,如此郑重其事,汉使辞别之际,行囊会不会被热情过头的国王塞满包括核桃在内的“土特产”,大有想象空间。

波斯核桃可谓驰名世界。在西方,核桃被直接称为“波斯核桃”。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一些楔形铭文揭示了4500年前,新亚述帝国尼姆鲁德皇家花园和尼尼微空中花园里胡桃林的存在。历史上,波斯与罗马那没完没了的战争,以及两大帝国的征服和扩张,加速了胡桃在近东及欧洲的传播。胡桃的拉丁名“Juglans”,由古拉丁语两个单词合成,“Jovis”指罗马神话至高神朱庇特,“glans”意为坚果,合起来就是“朱庇特的坚果”。在古罗马时代,出于对朱庇特的崇拜,婚礼上的新郎会将核桃撒向宾客,核桃跌落的声音象征朱庇特的祝福,声音越响亮,婚姻越美满。

中国人给核桃取名“胡桃”,跟西方人说的“波斯核桃”异曲同工,都是指“胡地的著名核桃”。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说“胡人常食核桃而名胡桃”,中原未必没有原产的核桃,但由于“胡人常食”,就取名叫“胡桃”了。

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提供了丝绸之路沿线“胡人”聚居之地,食用核桃的大量资料。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唐代墓室随葬品中发现了核桃,与之一同陪葬的还有干枣、葡萄和梨。一份出自唐代于阗的《唐菓物状》记录了两千颗核桃的大交易。那时核桃售价不菲,唐玄宗天宝二年(743)交河(今属吐鲁番)市场上,一两核桃仁,上品者要价6文钱,次品5文,下品4文;同样的价钱,足够买1升大枣,或者三分之一升葡萄干。开元盛世国力鼎盛、物价最便宜的时候,长安城的即食熟核桃,也卖到10钱一盘,而那时1斗米(将近10斤)售价才3钱而已。

唐风豪迈众所周知,唐人玩核桃也玩得豪迈,“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要玩就玩大的,跳过文玩阶段,直接将核桃开发成了兵器投入战争。这里说的兵器,并不是像武侠小说摘叶飞花那样,取核桃为暗器投掷伤敌。核桃硬归硬,可毕竟小而轻,杀伤力肯定比不上同等大小的石块,在战场上投掷核桃,除了投喂敌军零食外,毫无作用。唐人的办法,乃是用核桃制造燃烧弹。挖空的核桃填充适量火药,扦入引信,挂在野鸡脖子上。点燃后,持针猛刺鸡屁股,野鸡飞奔扑向前方草丛引燃,可谓货真价实的生物化学武器,名副其实的“核弹”。唐人杜佑《通典》记载道:“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实艾火,开两孔,复合。系野鸡项下,针其尾而纵之奔入草中,器败火发。”说不定双方一场厮杀,战后清理战场,顺便回收烤鸡,晚餐就有着落了。

唐代之后,文献关于核桃的记载益发丰富,有捣碎了烙饼的,有榨油的,有制作微雕的,但所取核桃似乎多出本土,不再提及域外输入。冯晨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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