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一批两千多年前的竹简在香港神秘现身。然而，扑朔迷离的身世，假简横行的市场，让它的命运一度危在旦夕。历经波折之时，这批司马迁也没看过的典籍，幸运地遇到了“国宝级”学者李学勤。
千年竹简入藏百年清华，冥冥之中找到了最好的归宿。2500枚逃过秦火的历史“碎片”得以复原，随着十四辑整理报告陆续公布，清华简颠覆的历史越来越多：忠臣表率周文王竟早有灭商之心？烽火戏诸侯根本不存在？“卧薪尝胆”另有新解……
曾经的“冷门绝学”被看见，然而，对于“简帛圈”外的大众而言，“高大上”的清华简何以震撼？它重现了多少古书，重建了哪些古史？很多人可能不甚了了，甚至面对网络上所谓的清华简“真伪之争”人云亦云。
今年4月，清华简将再次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光芒。最晚到明年，清华简的全部整理工作也将完成。走近清华简，还有很多值得讲述的新故事。
2024年年底，清华简公布了最新的第十四辑整理报告。
传奇：司马迁也没见过的典籍
清华简的入藏，缘于一次“大佬的饭局”。在《清华简与古代文明》的课堂上，每每说起清华简的传奇身世，授课老师程浩总会讲起这个故事。
2008年6月的一天，为欢迎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到校任教，清华大学校领导出面宴请，并特邀杨振宁夫妇和李学勤夫妇作陪。杨振宁作为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自然无需多言。李学勤早年就读于清华，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用当下流行的说法，他堪称一位“六边形战士”，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领域都造诣深厚。
上世纪70年代，在沙滩红楼，李学勤（右一）参与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汉简、睡虎地秦简等多批简帛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
宾主畅谈之时，李学勤提到了一件事：曾有人在香港见到一批流散的竹简，尽管内容和年代尚不详，但可能有重要价值。校领导问：“您能否用最简洁的话概括一下这批竹简的意义？”李学勤回答：“如果是真的，那就是连司马迁也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
校领导闻言，顿觉此事重大，当机立断——竹简真伪，由李学勤来调查，是否购买，由学校来决策。
其实，在此之前，李学勤已经听闻这批竹简的消息。同样是在一个饭局上，不过这次做东的是李学勤，客人则是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张光裕。在清华大学熙春园，两位老友边吃边谈，张光裕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重磅消息，继上博简后，香港又发现了秦、楚竹书。
张光裕口中的“上博简”，即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这批竹简的回归，正是得益于他的敏锐与推动。1994年，在香港古玩市场，张光裕偶然见到浸泡在泥浆与浊水中的竹简时，一眼认出上面的楚文字“周公曰”。他强压住内心的激动，一边不动声色地与古玩商周旋，摹写、考辨竹简内容，一边迅速联系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最终，成就了一桩文物抢救与回归的美谈。
时隔十多年，香港市场再现珍贵竹书，不能不令人激动。但竹简的具体情况如何，谁也不清楚。直到2006年年底，神秘的竹简才初露真容。彼时，200余位学者齐聚香港，为庆祝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一众老先生中，时年37岁的刘国忠还是青年一辈。他对那次研讨会最深的印象是，“规模太大了，大得合影都不好拍，只能分批一拨一拨跟饶先生合影。”事后，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热闹的会议间隙，还有一件即将影响海内外学术界的大事正在发生——张光裕带着几位老友，悄悄去看了那批神秘竹简。这其中，就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陈松长教授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李均明研究员。
不看不知道，原来神秘的竹简竟有两批：一批楚简，一批秦简。面对珍贵的竹简实物，两位老先生既感到心痛，又难掩激动。经多方努力，岳麓书院成功购回了价格相对较低的秦简，这就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岳麓秦简。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本有意收购楚简，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于是，这批竹简只能继续流散于市场，处境岌岌可危。
普通读者可能意识不到竹简的脆弱性。竹简一旦出土，如果没有加以科学保护，很快就会滋生霉菌，这些霉菌甚至可能彻底毁掉保存了两千年的竹简。事实上，陈松长曾在访谈中披露，岳麓秦简被购回前，“简牍上已经有霉斑的痕迹，状况很不乐观”。
幸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危在旦夕的竹简遇到了“国宝级”学者李学勤。在为岳麓秦简担任专家鉴定组组长时，岳麓书院的老师告诉他，香港古董商手中还有另外一批战国简。联想到当年张光裕在熙春园所说，李学勤几乎凭着直觉意识到，这批竹简非同寻常。
然而，竹简毕竟是因盗掘而重见天日，具体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已无从考证。况且，彼时的香港文物市场假简横行，谁也不敢贸然出手购买这么大一批竹简。即便是李学勤，也必须慎之又慎。
2008年6月，得到校领导委托的第二天，他找到了学术圈内流传的8支样简照片。8支简全部由战国时期的楚文字书写，其中一支简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仇”，在这里的读音念“qiú”，是晋文侯的名字。这个字的楚文字字形很特别，没有深入研究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种写法。刘国忠是李学勤的弟子，自2008年起，一直跟随老师研究清华简，如今已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他向记者解释：“这支简说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两周之际，惠王被晋文侯仇杀于虢国。这一事件只在已经失传的古本《竹书纪年》中有过记载，《史记》等其他古籍根本没有提及。”
一个生僻的楚字，一段失传的古史，都在告诉李学勤，这极有可能是真正的战国竹简。
事不宜迟，7月9日，李学勤专门去了一趟香港。稳妥起见，他特邀李均明研究员同行，然后在张光裕的陪同下，一起去观摩竹简实物。三位大咖意见一致，但为确保万无一失，清华还是与古董商特别约定：先把竹简交给清华，待确认全部为真之后，再付款购买；如果是假，清华可以把竹简退回，不必付款。
一个星期后的7月15日，正值酷暑难耐的夏日，中午1点，刘国忠跟随老师李学勤在清华图书馆老馆静静等待。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这批竹简终于从香港远道而来——它们先是搭乘飞机，后又转乘专车，风尘仆仆地抵达清华。从那一刻起，这批历经波折的无名竹简拥有了一个显赫的名字——清华简。
惊险：半天时间就能烂个小洞
清华简入藏那天，暑假已经开始，老师们原本打算先对竹简进行基本维护，等到秋季开学再正式清洗整理。
7月16日，刘国忠去检查竹简，一切看上去还算正常，与刚到时没什么区别。然而，到了17日，他只看了一眼，就“感觉有点不太好”——竹简表面的一些白色粉状物似乎变多了，而且颜色变得更白。他立刻打电话给李学勤，并向学校汇报。
清华的效率相当高，当天就安排实验人员，提取、检测浸泡竹简的液体。果然，白色粉状物就是活体霉菌。为什么竹简这么快就出现了霉菌？原来，这批竹简属于湿简，出土后必须保持湿润状态。为此，古董商将竹简连同湿泥用保鲜膜层层包裹，浸泡在了化学溶液中。
在地下水里泡了2000多年的竹简是什么样子？刘国忠打了个比方：“就跟开水里煮过的面条一样，软绵绵的，稍微碰一下就断了、碎了。”古董商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要兜售竹简，就得向人展示。于是，他们自作聪明地在一些竹简下面垫上新鲜竹片，再拿保鲜膜一裹，两头缠上透明胶带。殊不知，这些简单粗暴的“保护”措施，却让清华简陷入了更大的危险——未经杀菌的新鲜竹片，成了微生物滋生的温床。
“这太可怕了。”李学勤生前为学生讲课时，回忆初见清华简的情形，难掩心痛，“过去曾有过惨痛的教训——半天时间，霉菌就能把竹简烂出个小洞！”
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一场团体作战迅速开始：去掉保鲜膜、去污、杀菌、重新浸泡……正值北京奥运会前夕，首都的安保工作前所未有地严格，偏偏清华简的抢救急需各种化学药品和器材，清华文科建设处的老师只能到处“刷脸”、找人帮忙。
竹简尺寸特殊，需要一些特别尺寸的托盘来盛放，什么样的托盘既环保、安全又耐用？情急之下，老师们灵机一动，从广东定做了一批类似食堂盛菜用的平底盘，只是尺寸稍有不同，总算解了燃眉之急。“文物保护工作经常这样就地取材。”在《清华简与古代文明》课堂上，看到熟悉的平底盘，同学们忍俊不禁，程浩老师笑着解释，“没办法，我们需要的器材量太小，经费又不多，没有厂家愿意批量生产。”
清洗整理后的清华简
李学勤年事已高，眼睛不好，手也容易抖，直接上手“抢救”竹简的，除了最年轻的刘国忠，还有两位外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李均明、赵桂芳夫妇。两位老师一个专注研究，一个侧重保护，两人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简牍，估计是全国最多的。唯独战国简，两人一直没机会参与整理。收到李学勤的邀请，这对刚刚退休的学术伉俪无缝衔接新工作，恨不得天天“长”在清华简的库房里。
整整三个月，李学勤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直奔清华图书馆老馆，了解清华简的抢救性保护工作进展。在顶楼的一间弥漫着刺鼻化学气味的房间里，李均明、赵桂芳、刘国忠三人小组用最细最软的毛笔，轻轻除去竹简表面的污物。第一次跟着李均明老师学习除污，刘国忠戏称自己是“张飞绣花”，遇到顽固污物，一天只能清污一枚简。见多识广的李均明反倒一脸兴奋，“这不正好说明简是真的，有谁能造假造出几千年前的污垢？”
当所有的抢救工作告一段落，紧绷许久的身心稍微放松，大家才感到一丝后怕：如果这些竹简再流散几个月，滋生的霉菌可能就会吞噬掉所有的竹简，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批无价之宝了。
疑案：旷世之争画上句号
与老师李学勤相比，第一次见到清华简的刘国忠，内心更多的是好奇。他研究过帛书，读过上博简，但见到触手可及的竹简实物，还是头一回。对于清华简中能发现什么内容，他起初有点将信将疑。然而，作为最早参与保护整理工作的成员之一，他很快体会到了老师内心的激动和震撼。
清华简初期整理研究团队，更像一个临时的课题组。
8月13日，李均明和刘国忠正在清洗竹简，一支简背上的四个字跃入眼帘——“尃敚之命”。竹简背面通常是没有字的，这四个字很可能是文章的篇题。这会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献呢？刘国忠赶紧打电话报告，闻讯赶来的李学勤一看，激动不已，当即认出竹简上的楚文字“尃敚”二字，就是“傅说（yuè）”。
傅说，商王武丁的贤臣，殷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我们都读过有关他的故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与舜并列，被孟子视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励志榜样。
不过，身为历史学家的李学勤，看到这个名字，想到的却是一桩关于《尚书》的千古疑案。他说，《傅说之命》就是传世古文《尚书》中的《说命》。
众所周知，《尚书》是古代科举必读的四书五经之一，内容多为上古时代国君的文告，以及君臣的谈话记录等，堪称历代帝王的教科书。
相传，《尚书》是孔子编辑的。孔子周游列国，始终不得志，晚年干脆回到家乡，转型当了一个好编辑。他认认真真挑选了一百篇古代经典，整理成了百篇《尚书》。可惜，孔子精心编辑的经典问世之后，却命途多舛。
先是秦始皇焚书，民间私藏的《诗》《书》等都要交出来集中烧毁。幸好，一位名叫伏生的博士，把自己那套《尚书》偷偷藏了起来。秦末大乱，至西汉初年，伏生藏匿的百篇《尚书》只残留28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加以整理写定后，成了后人口中的“今文《尚书》”。
悄悄藏书的不只伏生。面对焚书令，孔子的后人想了一个妙计，他们把《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藏在了老宅的墙壁里。按说这样隐秘的地点应该天衣无缝，谁知遇到一个爱好营建宫室的奇葩邻居。这位邻居是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鲁恭王是个结巴，不善言辞，下令拆毁孔子老宅时却干脆利落。
被王国维誉为中国学问上三大发现之一的“孔壁中经”，就这样在鲁恭王“强拆”孔子故居时，重见天日。这批古籍用秦汉以前的文字书写，相比隶书，算是“古文”，因此被称为“古文《尚书》”。
令人唏嘘的是，意外现身的古文《尚书》，又在魏晋时期毁于战火。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通行《尚书》版本，源自东晋的一名官员梅赜。梅赜献给朝廷的这版《尚书》共有58篇，其中今文《尚书》33篇是对伏生的传本进行分合而成；而古文《尚书》25篇的来历就有点扑朔迷离了，据说源自孔壁中经。然而，究竟是真是假，自宋代以后，学问官司就没断过，就连朱熹也半信半疑。到了清代，古文《尚书》前已经被不少学者加上了一个“伪”字。
不过，质疑也好，辨伪也罢，学者们都是基于学理论证，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正因如此，重新发现一本早期《尚书》的写本，几乎成了中国历史学家们的一种情结。古代史大家张政烺先生，就经常不无遗憾地说，要是什么时候能够挖出《尚书》就好了。
张政烺2005年辞世，他生前肯定想不到，仅仅三年后，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古文《尚书》，果真在清华简中被发现了。
原本的奢望在不经意间变成了现实，李学勤对《傅说之命》的解释，让大家都兴奋不已。刘国忠告诉记者，随后几天，他们又陆续清洗出一些《傅说之命》篇的竹简，将竹简与传世的《国语》等先秦典籍相关引文对比，果然一字不差。
随着进一步释读，大家愈发欣喜，清华简《傅说之命》和梅赜古文《尚书》中的《说命》完全是两回事儿。前者讲了商王武丁依据天命寻找贤臣傅说，并让他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后者却是傅说对武丁进言治国之道。
有意思的是，二者也有一些相似的话语，但说话的主语却不同。比如，《傅说之命》中有些傅说的话，在《说命》中却被安在了武丁头上。看来，“古人造假也不是凭空想象，很可能是根据传世的一些引文，加以扩充，编出了新文章。”刘国忠说。
当然，这样判断的前提是，清华简的确书写于战国时期。
2008年10月14日，在清华大学主楼的一间会议室，11位国内文字、考古、历史学方面的顶级专家共同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鉴定组认为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
一个多月后，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出炉，与专家们的判定完全一致，竹简抄写年代大致为公元前335年到公元前275年之间，相当于战国中期的后半段，也就是孟子、庄子、屈原等先哲们生活的年代。
真伪已辨，一位清华校友个人出资，慷慨买下这批竹简，并无偿捐赠给学校。这样的结果也意味着，早于秦始皇焚书、失传2000余年的《尚书》，如今就在我们眼前。而一千多年来关于古文《尚书》的旷世之争也画上了句号，怎不令人欣喜异常？
爆料：周文王早有灭商之心？
2009年3月，清华简的释读工作正式开始。年代久远的楚文字很难释读，有时一个字就要考释几年，可想而知，释读进度并不会很快。即便如此，不断出现的惊人发现，还是让李学勤感叹，“清华简的内容让人读起来太激动，一天之内不能看太多，否则会让人心脏受不了。”
此言不虚，清华简的“爆料”着实有点多。在很多人印象中，商周之际的周文王，绝对是一位堪称表率的忠臣。尤其是小说《封神演义》中，文王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姜子牙切不可“以臣伐君”，告诫儿子姬发忠君爱民，哪怕纣王残暴无道，也要恪守其职。
但在清华简中，周文王遗嘱《保训》开篇五个字，便是“惟王五十年”。刘国忠告诉记者，第一次看到这支简时，李学勤也没敢往周文王身上想。毕竟，周文王在位时并未灭商，他的身份还是商的“西伯”。可是，周代各王中好像并没有刚好在位五十年的，这里的“王”会是谁呢？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李学勤思来想去，最终的答案还是指向了周文王。
清华简中竟然有周文王的遗嘱？刘国忠不敢想象，但新的证据很快出现了。28.5厘米的特殊长度（大部分竹简为46厘米），带点美术字风格的字体，这些典籍特征帮助大家很快找全了这篇文章的11支简。通读全文，这位王在说话中提到了“发”——周武王的名字。直接称呼周武王名字的人，自然正是周文王。
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就是一桩聚讼不已的历史公案。孔子把周文王视为“至德”之人，因此宋朝之后的儒家学者都极力否认文王称王。在他们看来，商朝还存在的情况下，若周文王敢自称为王，无异于以下犯上。但唐朝之前的不少学者却持相反意见，司马迁《史记》就记载，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们对此依旧争论不休。如今，《保训》上的五个字，不说一锤定音，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线索。刘国忠认为，“从清华简《保训》《程寤》等材料来看，周文王生前已经秘密称王，积极从事灭商大业。”
他向记者解释，在《保训》中，周文王不无遗憾地对儿子周武王说过一句话，“不及尔身受大命”，意思是说，我等不到看你接受大命的那一天了。什么是“受大命”？周文王说得很含糊，但结合上下文及相关文献，不难推测其真实含义——讨伐商朝，建立周朝。
在《程寤》中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周文王说：“商慼在周，周慼在商。”显而易见，在周文王心目中，周的最大敌人和对手是商，而商朝的忧患和危机则来自周，商、周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
“不仅如此，文王与商朝还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纣王的爷爷杀了周文王的父亲。”在先秦文献谙熟于心的刘国忠看来，所谓周文王形象的“颠覆”其实不难理解。
不仅颠覆了周文王的形象，清华简中关于西周覆亡的记载，更是比小说还精彩。
提起西周亡国，人们最熟知的历史故事莫过于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在这个出自《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中，周幽王戏弄诸侯之后，有一次正宫王后的父亲申侯联合少数民族入侵，但再无诸侯肯来勤王，最终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红颜祸水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但实际上，早有历史学家指出，烽火制度在西周时期尚未出现，烽火戏诸侯很可能只是“小说家言”式的戏说。如果褒姒是冤枉的，那么西周究竟是怎么灭亡的？清华简中的《系年》，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新故事。
周幽王娶了个来自西申国的王后，生了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后来，幽王又娶了个美女，叫褒姒，生了个儿子叫伯盘。褒姒特别得宠，幽王爱屋及乌，就想废了宜臼，改立伯盘为太子。宜臼一看大事不妙，只好逃回母亲的老家西申国。
宜臼跑了，幽王还要斩草除根，就和伯盘一起带兵杀向了西申国。西申国是个小国，却不买幽王的账，死活不愿交出宜臼。这时候，西申国的盟友缯国急中生智，拉来了第三个盟友西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和伯盘就这么丢掉了性命，西周也因此灭亡。
没有烽火戏诸侯的桥段，导致西周灭亡的战争，则变成了周幽王主动进攻正宫王后的父亲，之后对方才联合少数民族将其打败。这个新版本的故事，其实并非第一次出现。古书《竹书纪年》中有过零星记载，虽然不如清华简细节丰富、生动清晰，但同样没有提及烽火戏诸侯。
刘国忠认为，“从整个事件的历程可以判断，当时根本没有发生过烽火戏诸侯的事件。”而司马迁关于烽火戏诸侯的记载，从史源角度分析，基础史料应来自战国时期成书的《吕氏春秋·疑似》。“《吕氏春秋·疑似》本身也属于‘戏说’，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加工，可能离历史的真相就更远了。”
墓主：何人藏书如此“高大上”？
从2008年入藏清华，到2024年年底第十四辑整理报告发布，刘国忠与清华简朝夕相伴了17载。17年光阴匆匆流逝，每当谈及清华简这座“富矿”，他依然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震撼”。
与居延汉简等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不同，清华简中完全没有文书一类的内容，全部都是名副其实的书籍，且是填补历史空白的顶级文献。“清华简共包含70多篇文献，其中真正能与流传至今的古书对应上的只有4篇半，其余60多篇都是两千多年来无人见过的。”
除了20多篇《尚书》类的历代帝王“政治课本”，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系年》，约2500枚清华简中还有类似《国语》的国别体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与《周易》有关的书……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的话说，清华简的最大特色正是其内容的“高大上”。
“高大上”的清华简不仅吸引了史学界目光，其中名气最大的《算表》甚至引发了海内外数学史领域的热烈讨论。2017年4月，作为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算表》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2017年4月，清华简《算表》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清华简《算表》篇正面图版
刘国忠向记者介绍，《算表》由21支简组成，简比较宽，约1.2厘米，上面按规律写着数字，每支简的上端还有圆孔。这些与其他竹简明显不同的特征，让整理团队很早就注意到了它们。但真正着手整理，还要感谢杨振宁先生。
2009年初，杨振宁看到清华简中竟然有写满数字的竹简，兴致盎然，一再催促他们尽早整理。于是，李学勤特邀了清华大学科技史与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冯立昇前来支援。简牍高手李均明与数学史大腕冯立昇强强联合，当年春天，《算表》即被复原。
最初，团队把这21支简称为《数表》，因为简上全是数字。复原之后，大家惊讶地发现，这明显是一个计算工具。于是，在数学史专家们的建议下，《数表》更名为《算表》。
除了清华简整理团队，最早看到《算表》的“外人”之一还是杨振宁。“当时杨先生特别兴奋，还问我们能不能给他打印一张，他要贴到床头。”说起大师对《算表》毫不掩饰的好奇，刘国忠忍不住笑了。
不怪杨振宁连连称奇，《算表》的功能的确惊人。运用这个“计算器”，不仅可以快速计算数值为495½以内的两个整数的乘除，还能计算包括分数在内的乘法，甚至乘方、开方都不在话下。
在此之前，我国广为人知的“九九乘法表”，来自秦代的里耶秦简和汉代的张家界汉简。清华简的《算表》不仅时间大大提前到战国，而且计算功能远远超过秦汉“九九乘法表”。
2014年初，《算表》一经公布，迅速蜚声海内外。英国Nature杂志为此专门采访了李均明和冯立昇，并在Nature网络版做了专题报道。“全世界搞数学史的人只要来清华，一定要看《算表》。”研究先秦史的刘国忠从没想到，有一天竟然还能向这么多数学史大家介绍学术成果。
既有“治国理政”的经史，又有打破世界纪录的“计算器”，堪称“两千多年前图书馆”的清华简，其主人到底是谁呢？
清华简是盗掘而出，但它抵达清华时的状态，以及丰富的文献内容，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清污之前，竹简已非常糟朽，但属于不同篇目的竹简往往紧密粘连在一起，极难剥离。整理团队据此判断，所有竹简应该出土于同一座墓葬。
2008年抢救性保护完成后，李学勤已经初识清华简的若干篇目，在向媒体描述自己的惊喜时，他笑称：银雀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郭店简和上博简，墓主可能是哲学家；这一次我们“挖”到一个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用来殉葬的书籍，必然是死者生前读用或爱好的。
如今，随着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日益深入，对其主人的身份，学术界有了更多的猜测和推断。
“这么多高规格的治国理政文献，一般人谁能读得懂？它的主人一定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至少是屈原这个级别的。”在刘国忠看来，“这位主人绝不会仅是一位文献档案的搜集者，其身份更可能是一位楚国的高级贵族，甚至不排除是楚王的可能性。”
考古：绝非伪简再添铁证
或许是清华简中颠覆性的内容太多，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尽管经历了无字残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但其盗掘出土而后流散市场的隐秘身世，还是免不了让人浮想联翩。尤其是一些自媒体，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把矛头直指李学勤，声称清华简的文章似乎太完美了，恐怕只有李学勤这样的学者才能写出来。
当记者把这些“质疑”抛给刘国忠时，他的回答相当直率：“2000多年前的文章，没有任何人能写得出来，李先生也写不出来。”“我们平常各种各样的表达，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很多思想观念，只能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才有的。哪怕再精通古文字，现代人写出来的文章也不可能与战国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完全吻合。”
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中，提到清华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你把中国最好的古文字学家加在一起，都造不出这样的文字来。”
长期从事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与研究，胡平生摸过的真简多，见过的假简也不少。据他在讲座中分享，十几年间，亲手一根根掰过的假简就有二三十批，和朋友们一起去看过的，总不下100批。一次次辨识真伪，练就了他的“火眼金睛”。
事实证明，清华简不仅经得起简帛专家们“火眼金睛”的检视，而且，时间越久，最新的科学研究与考古发现，反而越发证实了它的可靠性。
说来也巧，就在清华简入藏的第二年，北大也获赠了一批西汉竹简，按照学术惯例，这批汉简被命名为“北大简”。参与整理北大简的团队里，有个考古系大一新生，名叫孙沛阳。别人整理竹简，注意力都放在正面文字上，细心的孙沛阳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北大简的背面，有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刻划线，而且都是歪歪斜斜的。
这些划痕有什么作用呢？孙沛阳心里从此多了一个疑问，直到2010年底，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公开出版。不同于以往的简牍整理只拍“正面照”，李学勤认为，除了文字，竹简本身也是文物。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清华简首开先河，连竹简背面也拍了高清大图。
孙沛阳仔细研读这些照片，发现清华简背面居然也有刻划线的痕迹。2011年初，岳麓秦简首次公布整理报告，同样的简背刻划线再次出现。他陷入了沉思，不同的竹简，相似的刻划线，这绝非偶然。在老师的帮助下，他调查了更多简牍，最终形成了一篇震惊学界的论文《简册背划线初探》。
在这篇论文中，孙沛阳论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简背划线是解决竹简编联问题的一把钥匙。简单来说，简牍是用编绳串成的，如果编绳断了，竹简就会散乱，怎么快捷高效地还原这本竹书？聪明的古人想了一个办法，翻过来在背面用刀子或毛笔，沿对角线斜斜地划一条线。
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富创意的办法，拯救了古人“韦编三绝”后的麻烦，让孙沛阳成了北大考古系的一个“传说”，也给清华简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物证。
在此之前，学术界从未有人注意过简背的斜线标记，只有1991年发表的《包山楚简》导言提到“划痕”，但并没有任何照片。孙沛阳的研究开始于2009年，发表于2011年，而清华简入藏是2008年，除非有人能穿越时空，预知未来，否则，怎么可能伪造出这些刻划线？
刘国忠向记者坦言，第一次看到孙沛阳的论文时“很吃惊”，毕竟划痕很浅，整理时即便看到了，大家也只是把它当成不小心的刻痕。事后去仔细翻阅清华简，才发现果然如此。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清华简整理公布时，清华简整理团队的成员，仅仅看到了清华简的背面真容，没有办法获得其他材料进行比对和研究。
2020年10月30日，湖北荆州纪南城遗址附近的枣林铺造纸厂考古工地上，领队赵晓斌从充满积水的棺椁内捞出了几百支软绵绵的竹简。那天发掘接近尾声时，蒙蒙细雨飘落，但在水中站了大半天的赵晓斌却兴奋不已。
2020年10月30日，在荆州纪南城遗址附近的枣林铺造纸厂考古工地，赵晓斌从充满积水的棺椁内捞出竹简。
他毕业于武汉大学考古系，到荆州博物馆参加工作后，馆里的老先生提点他：“挖楚墓、搞楚文化研究，不认识楚国的文字怎么行呢？”于是，赵晓斌一边读楚墓、汉墓发掘报告，一边啃读简牍相关书籍。多年积淀，成竹于胸，竹简出水的第一时间，他已经根据认出的文字断定，这批竹简很可能是历史类书籍。
待到正式释读时，果然发现一篇《齐桓公自莒返于齐》，内容与传世本《国语·齐语》基本相同。但另一篇《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始终没有头绪，赵晓斌开始猜测可能是《国语·吴语》，对比后却只有结尾一小部分能吻合，其余行文大不相同。他又翻阅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都不得要领。
苦苦思索时，突然想到，清华简好像公布过一篇《越公其事》。“我们在湖北搞考古，以前最关注的是清华简里的《楚居》，《越公其事》只是草草浏览过一遍释文。”赵晓斌向记者回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把《越公其事》翻了出来。这一看不得了，二者几乎完全相同，仅有少量字形及用词不同。
关于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想必每个中国人都听过他们争霸的故事。“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甚至问疾尝粪最终成功逆袭的事迹，更是中学生写作文的常用素材。
同文异本的《越公其事》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吴越争霸。文章没有提到卧薪尝胆，而是花大笔墨总结了勾践休养生息、实施“五政”的历史经验。而对越国兵败、与吴王求和的叙述，则颠覆了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夫差形象。他对勾践没有乘胜追击、赶尽杀绝，不是因贪财好色，也不涉及拒用忠良伍子胥，而是因为“贵有自知之明”，估计自己实力不足，没有制胜的把握。
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守奎的研究中，“夫差何以不灭越？比起历史文献中的美人计、离间计等，实力估量之后的无奈选择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又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故事，但《吴王夫差起师伐越》2020年由考古发掘出土，无疑是真实的战国文献。在《越公其事》公布的2017年，《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还埋藏在地下，而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过这篇文章。显而易见，考古发现的竹简再次证明，清华简绝非伪简。
荆州出土竹简与清华简的勾连，至此还没有结束。2024年，清华简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一篇名为《两中》的文献，成为媒体热点。这篇文献发现了夏启为“天下王”的最新资料，文中假托两个名叫“中”的人（圭中、祥中）与夏启的对话，来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
而在荆州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简中，也有《两中》。2024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率队到荆州访问，赵晓斌代表秦家嘴楚简整理项目小组接待，向他们展示了这批新出土的竹简。他告诉记者，这批简上的淤泥较多，还在清洗之中，已经释读出的文字还很有限。大家对竹简上的“圭中”等字，一度搞不明白，直到看了清华简的最新成果，才恍然大悟，原来也是同一篇文献。
传承：“冷门绝学”走出国门
2012年，程浩如愿以偿考上了李学勤的博士生，一睹清华简真容的愿望终于成真。当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还是一个小团队，包括主任李学勤在内，仅有7位老师，且身份不是兼职就是外聘。那时，小小的团队更像一个临时组建的课题组，谁也没想到，这个课题竟持续研究了十几年，并且内容越来越广博深厚。
清华简团队中，逐渐有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
如今，小小的团队已成长为二十多人的一流文科研究中心。85后的程浩接过前辈的衣钵，肩负起了为清华大一新生科普清华简的任务。
2月18日，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清华简与古代文明》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课。上课铃还未响起，可容纳四五十人的教室已座无虚席。教室门不断被推开，背着书包的同学鱼贯而入，环顾一周，没有空座。
站在讲台上的程浩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尴尬”：“没有座位的同学可以去212教室搬椅子，那里现在没课。”等到上课铃响起，走道上也塞满了椅子，程浩有点无奈：“不少想选课的同学没选上，我会跟教务处申请换个更大的教室，扩容课程。”此言一出，不少同学总算松了一口气。
对清华简等出土简牍和帛书的研究，被称为简帛学。别看如今选课人数爆满，上世纪80年代，这却是一门“冷门绝学”，当时全国范围内从事相关研究的人不过两三百人。“没人愿意学，以至于一些学者专门呼吁国家抢救，让那些老先生招几个学生，把这门学术传承下去。”刘国忠回忆道。
直到1993年郭店简的发现，简帛学才迎来了转折点。后来，随着上博简、岳麓秦简、清华简、北大简陆续发现与抢救，这门学科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尤其是清华简，每次发布最新成果，都会引发学术界的热潮。
2019年底，清华简从图书馆老馆“搬家”，“住”进了新的库房。新家宽敞明亮，恒温恒湿，可惜竹简犹在，却已不见当年读简人。2019年2月24日，慧眼识宝、一手创建清华简团队的李学勤因病逝世。
为了纪念他，清华新人文楼四楼东侧专门开辟了一间李学勤先生纪念室。步入纪念室，一幅幅照片、一张张手稿，勾勒出了先生广博而精深的学术生涯。1952年，他的学术生涯始于甲骨文研究。上世纪80年代，当战国文字尚属冷门中的冷门时，他就多次断言，战国文字研究大有可为。今天，清华简上的战国文字已然成为显学，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中青年学者们，在整理研究清华简的同时，也开始了上到甲骨金文、下至秦汉简帛的新探索。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
而李学勤晚年倾注全部心血的清华简，不仅成了清华的一张新名片，还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光芒。2013年，“写在竹简上的中国经典——清华简与中国古代文明”专题展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举行。去年年底，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团队合作编纂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第6卷已经出版。
程浩向记者透露，下个月，清华简将再次走进维也纳联合国总部，而在今年的日本大阪世博会中，清华简也将拥有一个独立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