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食通社就《“假肉”驱逐真肉》一文组织了一场分享会，邀请作者和与谈嘉宾围绕进口肉的冲击和传统畜牧业出路等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
“牧民的草膘牦牛到底是卖得太贵还是太便宜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从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切入，引导读者从市场逻辑和农村社区的逻辑拆解问题，思考在市场化大潮中，如何将牛羊肉“回嵌”进牧民的生活。以下是晓毅老师的发言整理。
《“假肉”驱逐真肉》这篇文章能够引起这么多关注，我想是因为每个人都从中读出了不同的含义。如果粗粗梳理，大概有这样三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牦牛价格太低。
虽然天然牧场养殖的饲养成本较低，却依然难以抵抗进口牛肉的低价冲击。最近几年，牧民很难以较合理的价格出售牦牛，从而导致生计困难。
我认为，要讲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搞明白：到底是草饲牦牛价格下降了，还是牧民生产成本提高了？抑或是，牧民生活成本增加导致现金支出增加，卖牦牛的收入很难覆盖这些支出，显得牦牛价格相对下降了？
●《“假肉”驱逐真肉》作者普华西日布（右一）在访谈牧民。
有人认为，要解决牧民生计问题，就要把牦牛肉卖出高价，打出类似“吃的是冬虫夏草，喝的是矿泉水，拉的是六味地黄丸”这样的广告，这样牧民就能增加收入。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其中逻辑就会发现，真正要听这个故事的不是牧民，而是市场。反过来说，如果牛羊肉真被抬到高价，本地牧民还消费得起吗？恰恰相反，高价可能会让他们完全无法负担。
举个例子，二三十年前，冬虫夏草在藏区非常普通，可以随手捡起来嚼。但随着市场价格飙升到20万元/斤，村里捡冬虫夏草的牧民，还舍得自己吃吗？
●手抓牦牛肉。
这就引出了文章的第二条线索：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本地草饲牛肉价格上涨，导致当地牧民承受不起高价草饲牦牛肉。
这个故事要讲得更全面，需要了解造成草饲牦牛肉高价的原因——是因为产量减少，生产成本上升，还是市场在恶意操纵？抑或是，相比牦牛肉价格，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太低？
还需要追问的是：是谁吃不起草饲牛肉了？如果城镇地区的牧民吃不起草饲牛肉，那这些牛肉最终被谁消费了？
两位作者讲述的第三个逻辑，是中间商操纵市场、导致牦牛价格下降与牦牛肉价格上涨的矛盾现象同步发生。
如果想让读者明白这个逻辑，需要进一步了解牦牛肉和草饲牛肉的市场机制是怎样的，生产者与中间商又是怎样的关系。
●牧民和商贩正在交易。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故事中读出资本主义垄断的宏大叙事，资本主义携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摧毁地方的本土经济，从而获得垄断的经济地位。
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牧民天生就应该吃自己生产的肉”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市场化环境中，我们通常不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而是用自己的优势产品换取他人的优势产品。
不消费自己的产品才是市场逻辑，这听起来确实很残酷。换句话说，如果完全遵循市场逻辑，就会出现牧民吃不上本地草膘肉的情况。
●晓毅老师（中）做了个幽默的类比：“《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这本论文集是我生产的，但出版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过。如果我要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每天看一遍，大家会觉得可笑。”拍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牛羊肉从生活必需品变成奢侈品，导致进城定居的普通牧民难以负担，这是市场化进程带来的“脱嵌”（disembedding）。
但在市场逻辑之外，是否存在其他逻辑？
千百年来，牛羊肉之于牧民不仅是维持生命的蛋白质和热量来源，还承载着口味、文化等多重复杂的意义。因此，它不应该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而要回到农村社区的逻辑。
也许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将牛羊肉“回嵌”（re-embed）到传统的牧民社会当中，以及如何在市场逻辑和农村社区的逻辑之间找到平衡。这确实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犹太裔思想家卡尔·波兰尼用“脱嵌”（disembedding）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从传统社会中“解放”的过程，“脱嵌”的必然后果是人类社会成为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的附庸。
此外，我们还可以读出青年牧民与老年牧民，留在牧场上的牧民和搬迁进入城镇的牧民之间的不同。总之，借助读者的想象，能够从这篇文章中读出许多故事，也有更多线索和逻辑有待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