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对夫妇计划要孩子，你认为男方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生育健康孩子的几率？”
关于这一问题，也许超过一半的回答会认为，男方能做的就是确保女方健康。从一个小家庭开始面临生育抉择的那一刻起，家中的目光几乎都自动落在女性身上。人们热衷于谈论“高龄产妇”的风险，一旦确认怀孕，女性的身体与日常当即就会落入一整套严密的“监管”标准中。女性与生育的关联性毋庸置疑，但为什么男性在生育中的角色鲜少谈论？
对男性生殖健康讨论的滞后由来已久。尽管早在19世纪末，医学界曾试图创建一个与妇科平行的“男科”领域，却一再遭遇失败。时至今日，专门的“男科”诊室虽基本成型，但相对于妇科对女性生殖身体无休止的检测和治疗，男性生殖健康知识的受关注程度与传播范围仍然有限。男性的年龄、生活习惯与身体状况对子代的健康有哪些潜在影响，这仍是公共讨论的盲区。
在新近出版的《父产科：缺失的男性生殖健康科学》中，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莱妮·阿尔梅林（ReneAlmeling）系统梳理“男科”出现的历史记录，并对照访谈部分当下男性对生殖健康的看法，这些共同解答了如今的生殖观念是如何被逐步塑造的。从中我们也得以窥见，生育风险与责任为何主要落在了女性身上。在女性普遍面临生育压力的今天，这篇文章想结合这本书谈谈父亲在生育中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莱妮在全书的结尾处还坦露了两个担忧。她的确担心在如今的舆论环境下，大谈“精子”的重要性是否会无形中削弱女性本已脆弱的生殖权利；以及当我们将生殖健康重新定义为与所有的身体相关时，那些对生育孩子没有兴趣的人是否会面临更大压力。
对此，莱妮选择在这本本应平和的学术作品中短暂“现身”。她直截了当地表明立场——在任何时候，对于“是否继续怀孕”，只有身体怀孕的人才拥有最终决定权。至于后者，当生殖健康不再局限于性别，更广阔的影响因素才会浮现，而关注那些导致疾病的社会结构与环境因素终将有利于所有身体，无论人们是否选择生育。从这个角度而言，提高对男性生殖健康的关注，不仅有可能改善男性健康及其子女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重塑生殖政治和性别不平等。
主动精子与被动卵子？
性别观念如何影响生物知识的形成
关于男性生殖健康知识的缺失，从男性谈论生殖过程的方式就能看到。为了了解普通男性的真实认知情况，莱妮随机询问了美国40位不同男性，请他们分别描述各自在生殖过程中的角色。大约80%的受访者提到了所谓的“生物学”过程，他们描述了“主动的”精子如何进入“被动的”卵子，然后通过复制分裂，成为婴儿。其中不少人提到精子数量的重要性，他们用“赛跑”“游泳”或“战斗”的隐喻去丰富整个画面，并多次强调最终“只有一个会赢得比赛”。
这些描述在中文语境也并不陌生。我们日常使用的俚语中也不乏“他让她怀孕了”，甚至是“他把她肚子搞大了”的说法，其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出现在中小学的生物课堂上。尽管事实是，精子在漫无目的地游来游去，而女性生殖道内的肌肉将它们推向输卵管，此后卵子释放的化学信号开始吸引它们。两者只是有着不同特征，在做着不同的事情。
《父产科：缺失的男性生殖健康科学》，[美]莱妮·阿尔梅林著，陆小溦译，雅理|中科书院，2025年3月。
在莱妮看来，这些男性所讲述的更倾向于“生物性”的故事，而非“生物学”的故事。前者之所以流传广泛，恰是因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根植于某种看似原始和非社会的东西中，被用来渲染一个更多或更少的“自然”条件，使一个人的行为或多或少看上去是“自愿”的。随着这些故事刻写进人们的身体的，是长久以来与积极生殖相关的男性气概和与关怀养育相关的女性气质的陈旧叙事。
近年来，尽管公众层面对男性“精子质量”的讨论有所上升，但一般来说，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如果精子存在且能够使卵子受精，那么它们就是健康的。在2023年上映的电影《前任4：英年早婚》片头，36岁的孟云收到自己的精液质量报告，医生宽慰他“整体没什么问题”，就是“数量少了点，游得慢了点，存活率低了点”。精子的生育能力与精子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被明确地划分。
《前任4》剧照。
实际上，精子的健康状况很可能影响子代。抛开人们熟悉的某些疾病的“家族遗传”暂且不谈，近几十年生物学界发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基因损伤，即DNA周围的化合物发生了改变，而不是DNA本身。这些化合物的改变可以影响特定基因是否以及如何表达。这可能来自于个体所处的年龄阶段、所做的事情或所面临的环境。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机制，精子可以被破坏，但仍然能够使卵子受精。这就意味着男性的年龄、生活惯习以及工作环境都有可能影响精子，进而影响子代。
以年龄为例，人们很容易想到“高龄产妇”面临的风险，以及母亲年龄越大，生育的孩子患唐氏综合征的风险越大。但“高龄父亲”却很少被谈论。人们默认只有女性存在“最佳生育年龄”，男性似乎被认为“永远有生育能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几项研究先后发现男性年龄与常染色体显性突变引起的罕见遗传病间存在关联。另有一些统计数据说明了可能的风险，与30岁以下的男性相比，40多岁的男性生育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风险增加了1.78倍，50岁以上男性的风险则增加了2.46倍。也有研究表明，父亲的年龄与后代患抑郁症的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一条U型曲线。
除了年龄之外，现有研究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怀孕前父亲吸烟也会对儿童构成严重风险。吸烟的父亲更有可能发生所谓的“种系突变，这种突变不仅会遗传给自己的孩子，还有可能遗传给孩子的后代。此外，关于男性所处的工作环境暴露因素的影响研究也在持续积累中。
然而，上述风险的预警几乎很少传达至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书中提到一位受访医生透露，他担心此类信息会引发男性群体的“恐慌”。美国媒体界还曾为此刻意报道了“高龄父亲的优势”，比如有更多生活经验应对抚养孩子的压力，又或是更多时间获取事业成功和财富自由，试图以此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相关研究的合法性也在面临诸多挑战，从“男科”在历史上的两次重启中，我们不难看出这背后的曲折。
精子“永远年轻”？
男性气概把男性疾病让给了“庸医”
回顾现代医学内部的专业细分历程，对两性作为生殖身体的关注程度存在很大的时间错位。妇科和产科这两个专门针对女性生殖身体的专业很早就出现了，并在19世纪末期迅速完成了专业领域内的制度化建设。然而，专门针对男性生殖健康的专业却迟迟无法推进。
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不曾被相应的疾病困扰。莱妮注意到，19世纪末，现代（白人）男性的男性气质衰弱曾引发过广泛的关注——工业化进程使得许多男性失去了昔日的就业前景，他们整日坐在办公桌前无所事事，一些中产阶级男性甚至被诊断出患有神经衰弱征，由此带来身体和性能力的迅速下降。从肿胀和疼痛，到阳痿和不育，面对各种各样关于性和生殖的问题，男性可能会遇到种种尴尬，但又因担心自己的男性气概而迟迟不愿向外寻求帮助。遗憾的是，许多正规医生也因为面子而不屑于进入这片市场，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精子永远年轻”。
当病情加重到难以忍受时，当时大量的男性患者只能涌向街头“几乎无处不在”的“男性专科诊所”。这些店面往往在门口处标明“只允许男人进入”，大多还是流动的旅行诊所，而开设这些诊所的医生被当时的医学界统称为“庸医”。但就是这些“庸医”接收了各式各样的男性患者，那些负担得起正规医院费用的人，会因为不想透露病症而来到这里；对于那些城市的工人阶层，这些诊所则会报出一个他们负担得起的价位，还会用新移民的语言提供护理服务；而对于那些远在农村的男性而言，他们也可以选择邮寄咨询，诊所通常会承诺从一个“不显眼的地址”用“谨慎的包装”回复。
海德堡医学院的广告。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文化趋势都使得男科很难作为一门专业开展。最早的尝试大约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一群医生聚集在美国纽约，试图成立一个面向男性身体的新协会，从而为男性疾病的治疗带来基本的尊重。1891年，《美国医学会杂志》还曾发表过一篇未署名的社论赞扬男科作为一个新专业的诞生。这篇长约500字的文章当时夹在一篇关于剖宫产的社论和另一篇题为《呕吐生理学》的社论之间。该文章明确将“男科”定义为“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并指出“男科学和妇科学之间的平行性尤其明显”。
《美国医学会杂志》社论《男科学将成为一个医学专业》，1891年。
然而，当时的这个医学团体却无法清晰地回应这种“平行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该团体起初将肾、尿道、膀胱、精索和睾丸纳入治疗范畴，有质疑声指出“泌尿生殖疾病”过于宽泛，尽管其中有些是男性特有的，但女性体内也有肾脏、尿道和膀胱。缺乏清晰确切身体指向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外，人们其实仍然不了解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没有一种身体是‘非文化’或‘非历史的’”。而当团体内部提出用“男科”这个说法时，又激起外界许多负面评价和嘲讽。这些嘲讽似乎与专业知识无关，当时的人们更多是纯粹接受不了这个名字。“男科学也是哲学和人类学界使用的术语，这可能导致医生们对它的嘲笑延伸至男性生殖器官。”
由此，19世纪末男科创立的尝试最终因“体面”的男性气概之战而失败。直到二战之后，另一位来自德国的内科医生再次呼吁重建“男科”。与此同时，20世纪中叶以来，有关“男人和父亲的角色”讨论开始出现，性别差异的天然性以及异性恋长期占据主流的观点受到冲击，男性气概的松动才得以与生物医学知识结合，最终使得对男性生殖身体的关注成为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从事相关研究的有许多是女性学者。她们进入这片原本只关注妇女生殖身体的、男性主导的领域，并开始对作为生殖身体的男性提出新的问题。生殖生物学家珍妮斯·贝利（JaniceL.Bailey）曾在《纽约时报》发布的一篇关于精子研究的文章中坦言：“我们有时称自己为研究男人的女人（GalsforGuys）。”
“说与做”之间的鸿沟：
重新思考生殖健康信息
尽管生物医学领域正在持续开展关于男性生殖身体的研究，但相关研究发现并没有真正向公众传播。莱妮在写作期间检索了《纽约时报》过去五十年间对相关研究的新闻报道，结果发现美国主流报纸对男性生殖健康的报道程度默契地处于低位，且通常在相关报道的结尾处都会明确点出该领域结论的不确定性，不少文章还口径一致，倾向于认为一旦出现问题，风险都归因于个人行为。这些都或多或少降低了公众的警惕程度。
不过，莱妮在一众“噤声”中发现了一次难得的例外。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一角钱游行”曾短暂关注过男性年龄和生殖健康相关的风险，它们发起过一场名为“男人也有孩子”的全美性公共卫生运动，通过在不同渠道分发小册子，讲述“父亲因素”如何导致流产并影响婴儿的健康。当时活动的尺度之大在今天看来都颇为难得，他们还曾鼓励记者采写关于“父亲导致的先天缺陷”的故事。然而，该机构后期也很快将关注点重新转向了女性和生殖健康。昙花一现背后恰恰说明了向公众传播男性生殖健康信息的制度化建设面临重重困难。
“一角钱游行”基金会关于“男人也有孩子”运动的宣传册，1993年。
有趣的是，这种信息的空白在不少即将当父亲的男性看来似乎并不存在。当访谈中被问及如何看待个人行为对精子健康的影响时，几乎每一位男性都明确表示——如果他们想要孩子，他们“当然”会尽一切可能减少对孩子健康的风险，即便此前并不了解相关信息。在莱妮看来，这些回答体现了一个共同的模式，即人们说他们会做的事情和他们实际做的事之间存在明显脱节。
只需稍作延伸提问，超过一半的男性受访者就会提到他们与“健康精子”之间的一系列障碍，这些障碍与其说是个人的，毋宁说是整个社会结构与环境的结果。而他们之所以在一开始态度积极，可能带有某种“社会期望偏见”的色彩，或者说他们是在回答“其他普通男性”可能的态度。在此类的公开访谈中，受访者往往倾向于以最好的方式展示自己，答出更能被社会认可的答案。而更真实的情况，大都隐藏在那些画外余音中：
-“我正在服用抗抑郁药……我真的很想强制执行（相关研究的建议）：要健康饮食……我想对于心理健康来说，治疗我的心理健康也同样重要。”
-“是的，我抽烟喝酒什么的，但我所有的孩子，他们都很好，所以这只是一堆废话。”
-“如果你很穷，你就买不起健康的食物。”
-“我认为现在市场上出售的对你有害的东西比几年前还要多，人们对这些东西上瘾。”
-“避免有毒物质是不可能的。”
这些声音背后共同的担忧是，个人的健康不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在莱妮看来，这才是今天的我们重新关注男性生殖健康，在更广阔的层面重新讨论生殖信息的核心目的。只有当生殖健康被重新定义为不仅与女性有关，而是与所有身体有关时，那些鲜少谈论的社会结构与环境风险来源才能真正被正视，而不再如以往一样将正确饮食和避免毒素的责任推给每个女性。当生育风险与责任均摊，这不仅有助于改善男性健康及其子女健康，更重要的是，它很可能也是重塑生殖政治和性别不平等的希望所在。
作者/申璐
编辑/走走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