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充实存款保险基金、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等化险资源。
早在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下称《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建立。近年来，在防止挤兑、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金融风险处置实践中，《条例》也面临着法律位阶较低、制度设计和内容较为原则等问题，不利于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预警、早纠和处置作用。
基于此，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民银行体系代表关注存款保险问题，并提出加快出台存款保险法，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基金来源机制，增加存款保险基金后备融资机制等建议。
建议出台存款保险法
近年来，我国金融风险整体收敛，但中小银行的风险防范化解压力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风险处置机制，发挥好其金融风险处置职能。
但现行《条例》制度设计和内容较为原则，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措施有限、处置措施不完整，存款保险的专业化处置职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基于此，多位央行代表建议加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存款保险法》，通过立法筑牢金融安全网。
在包商银行等风险处置中，存款保险机构积极通过多种方式推动风险有序处置，为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代表们看来，出台存款保险法是化解处置金融风险的现实需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严宝玉认为，《条例》对存款保险机构职责及风险处置权限等规定较为原则，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措施有限，处置措施不完整。通过制定存款保险法，依法明确存款保险机构职责权限及处置措施，能够充分发挥存款保险的专业化处置职能，更加有效的维护金融稳定。
在现有《条例》制度框架下，存款保险早期纠正缺少直接影响机构股东、高管人员的限制措施或罚则，硬约束不足，同时风险处置主体地位、处置角色及处置措施也不明确。具体工作实践中较多采用的是“一事一议”的处置方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王均坦认为，这面临部门协商成本高、处置时间长、处置工作衔接不顺畅等诸多问题。这些都亟需通过制定存款保险法，提升早期纠正制度刚性，明确各方职责，规范和加快金融风险化解处置。
根据国际存款保险协会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存款保险制度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审慎监管共同构成金融安全网三大支柱。
从国际经验看，存款保险制度已在近15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多数经济体通过较高位阶的专门法律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规定，并成立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履行风险处置职能，如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均制定了存款保险法或存款保险公司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行长马骏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只有《条例》作为依据，法律位阶和法律效力偏低，与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三大支柱之一的地位不匹配。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进一步完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筑牢金融安全网。
严宝玉也表示，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审慎监管等两大支柱已有明确规定，但存款保险制度只有《条例》作为依据，法律位阶和法律效力偏低，与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三大支柱之一的地位不匹配。有必要提高《条例》法律位阶。
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基金来源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健全以存款保险为主渠道的市场化、法治化处置体系，形成常态化、专业化的问题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机制将成为必然选择。由此，制定出台存款保险法成为其中的关键步骤。
严宝玉建议，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基金来源机制。明确投保机构所交保费税前扣除相关规定，明确存款保险基金后备融资机制，增加存款保险基金补充资金的法定方式，确保存款保险基金具备大额风险处置能力。
马骏建议，增加基金后备融资机制，明确存款保险基金面临资金不足时，存款保险机构可通过发债、向中央银行借款等方式筹集基金，及时补充存款保险基金的流动性。明确投保机构所交保费税前扣除规定，降低银行财务成本。
王均坦也提出类似建议：增加存款保险基金后备融资机制，明确当存款保险基金不足时，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预收保费等方式筹集资金，确保处置资金充足。
王均坦还建议完善存款保险风险处置制度，比如，丰富存款保险基金使用情形，赋予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履职所必需的处置措施和处置工具，如设立过桥银行、实施股权债权减记或债转股、责令更换董监高、追回责任人员绩效薪酬等，并细化相关措施的条件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