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627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在被皇帝召见时没解下自己腰间的佩刀，而等长孙无忌走出阁门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由于监门校尉没有觉察，其罪行该当死，长孙无忌失误地带刀进入，判刑两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但大理少卿戴胄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校尉没有察觉，长孙无忌带刀进入，同样是失误，皇上如果要将功折罪，从轻处理，这便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够决定的，但如果按照律法，罚款铜是不符合法理。对此，唐太宗表示法律是天下的法律，不可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便想要变动法律，于是便让臣子们更改命令订立议案。德彝坚持他原来的想法，太宗即将跟从他的建议，戴胄又进行驳斥，认为校尉因为无忌的缘故以招致罪害，按照法律当从轻处理。太宗于是免了校尉的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