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幼时求知的经历，明代学者宋濂和当代作家莫言有着相似的回忆：前者家贫无书，只得借书于富贵之家抄录；后者辍学牧羊，只有一本《新华字典》反复研读。其间六百多年，人类的求知方式和困境似乎无甚变化——即使印刷术早已风行，以书本承载的知识仍然像粮食一样供不应求。
与上述六百多年相比，后来的数十年则显得“恍如隔世”。在作家阿城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为背景创作的《孩子王》中，一个有写作天赋的农村娃不仅准确知道自己认得多少汉字，而且向老师借来字典疯狂抄录；但当目光从文学移向新闻，我们便会备感诧异，如今的学生作业和论文已经充满“AI味儿”了。
这一“恍如隔世”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回过神来的人们纷纷追问诸多技术问题和伦理问题，比如AI问诊是否靠谱，比如AI论文应否禁止……然而，这一系列现实问题背后或许隐藏着一个知识论的“元问题”：在人工智能如山洪暴发的冲击之下，人类用数千年建立的知识大厦是否还能保持稳固？
网上曾流传一句意味深长的隽语：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指出了人类在不同的历史变革中往往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当书籍由竹简而变纸张，由纸张而变数据，人们两次体验到的困惑或激动构成了一组相隔两千年的“押韵”。表面的声母虽异，深层的韵母则同。
于是，我们便不妨回溯至四百年前。
1649年，笛卡尔受邀为瑞典女王讲授哲学。女王日理万机，只有凌晨五点才有空闲受教。为此，笛卡尔不得不改变数十年来的赖床习惯，几个月后便在焦虑不安中逝世。这段名人故事似乎是一个时代隐喻：在那个科学大爆炸、知识大传播的时代，人们在变与不变中普遍感到迷茫混乱。这与今天不无相似之处。
在时代的克里特迷宫里，笛卡尔决意找到那条通往光明的线头。他以极端怀疑论为指南针，排除了包括数学在内的所有可能方向，最终以一句“我思故我在”宣告了人“主体性的觉醒”，从而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为即将建造的现代知识大厦奠定稳固的基础。海上风暴过后，人类重新掌舵。
而在今日之风暴中，文明和未来的舵手，思想和知识的主体，究竟是AI还是人类？这个问题，笛卡尔于地下，恐怕也难以回答。不过，有一点是我们都或多或少感受到的：人类的知识大厦正在AI掀起的暴风雨中左摇右晃——在知识真假难辨的情况下，任何肯定的判断都无法确证其合理性。
但是，让思维继续延伸下去吧。
不妨假设，未来某日，人类的知识尽数由AI以一座“智能图书馆”的形式储存；那么，我们便不得不佩服博尔赫斯的远见和奇思。1941年，博尔赫斯在《通天塔图书馆》中设想了一座略带“邪恶感”的图书馆：它通过字符的无限排列而包括了一切可能的书籍。显然，于人类而言，它没有意义。
数十年后，刘慈欣在《诗云》中探讨了相同的主题。一个几乎拥有无限能力的外星文明，突然对中国古典诗词感兴趣，并且产生了与人类诗人一较高下的冲动。数次败北后，这个文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存储器，将一切可能的汉语诗歌都囊括其中。如同博尔赫斯笔下的图书馆，这个存储器同样没有意义。
于是，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思维的逻辑起点：这一次“主体性的觉醒”，究竟是AI还是人类？同时，我们也回到了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回首茫茫，所有科技革命总会将人类带至新的境界，这一次也不例外。只是当AI正在“觉醒”时，我们必须像笛卡尔与庄子那样，以思想的利剑劈开混沌。在暴风雨中昏昏欲睡是可耻的，正如诗人所说：“不要温驯地走入那良夜。”
文|记者谢杨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