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伴随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的增强，即劳动或实践的进步，纯粹的自然界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向自然界注入社会力量，使自然界不断蜕变成新的形态。每开垦一片农田，每建造一座城市，原始自然的版图就退后一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这个过程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后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人类之进引发自然之退，自然的“退缩”似乎印证了人类的胜利。
然而，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并没有因为浓厚的人本情怀而偏离理性的轨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马克思的自然观深刻地警示人们，人类无节制的需求可能引发自然界的反击，当我们过度索取时，自然规律就像弹簧被压到极限，终将猛烈反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王国”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类可以自主行动、心灵自由的理想状态，而“必然王国”则是指人类难以摆脱的自然规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对人类具有“优先地位”，自然必然性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强制性，“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表达了人的实践活动必然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双重制约，难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中国古诗“一山放出一山拦”正是对此的生动表达。
虽然自然的短暂“退缩”体现出了人类的主体性，但是作为“优先地位”的自然会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回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类创造的“消除”，正是自然反过来又进行“扩大”的表现。不难理解，当人类用科技突破自然的边界，自然也会通过气候危机、生态失衡等方式拓展它的领地，这样的例子已是屡见不鲜。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恩格斯表述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问题。只有重新调整人类自身行为、科学设定人类发展目标，才能解决现代工业文明危机，克服由于工业生产的速度、产值的盲目追求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和人类自身心灵的失衡，实现人的创造力量和本质需要的统一，实现人的发展速度和自然的恢复速度的和谐。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价值原则与真理原则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类一方面以真理为基础去追求价值，另一方面又以价值为动力去寻求真理，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完备，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辩证精神。中国现代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将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概括为“同天”，将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概括为“知天”。《中庸》《易传》吸收百家之学，对“知天”的理性精神和“同天”的感性精神进行了融合。“推天道以明人事”，构成中国古典哲学“天人合一”所表达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认识，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辩证精神与价值意蕴不谋而合，具有值得借鉴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意义。
经过长期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理论范畴，也是实践范畴，二者互为印证，而“生态文明”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自然与生态的问题不仅关乎经济的发展方式，更关乎人类如何定义自身、定义文明、定义幸福。一方面，要发挥人类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要敬畏自然、敬畏未知。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辩证智慧：既要像工程师般精准把握发展规律，又要像诗人般守护心灵的原野。当我们用5G网络连接世界时，也要给候鸟留下迁徙的通道;当城市向天空生长时，也要为萤火虫保留栖息的角落。这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交融，也是当代人给地球母亲最深情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