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杰
想象一下，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着宏伟的建筑、热闹的码头、繁华的集市。而如今，现代化医院大楼即将拔地而起。考古，一场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追问，把生死折叠的丰富历史场景缓缓打开。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院”）位于广州城区西北部，东、北、西分别与盘福路、东风西路、人民北路相邻；南隔彭家巷与千年古刹光孝寺共享晨昏。为配合市一医院改扩建项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于2014年、2022年及最近的2024年-2025年开展了三期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大量遗迹和文物，为廓清自西汉南越国以来广州古城西北郊的社会发展历史沿革、北宋至明清广州城“北城墙”西段的建设与变迁，以及古城地形地貌和水系变化等提供了珍贵实证，对研究广州历史地理产生重要意义。
广州古称番禺，自秦朝（公元前214年）设南海郡以来，一直是华南地区的郡治、州治、府治所在地。从秦至唐五代，不论是秦时任嚣城、西汉南越国时期番禺城、东汉晚三国时期步骘番禺城，晋南朝乃至唐五代时期，广州古城大致都在东至仓边路，西达吉祥路，南到文明路、大德路一线，北至越华路一线范围以内。北宋在此基础上修筑子城，向东、向西先后筑城，构成子城、东城和西城三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合三城为一，东、南、西方向大致不变，主要是往北扩至越秀山，至明嘉靖年间向南修筑新南城，大致至万福路、泰康路、一德路沿线。清代基本沿用明城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配合基建工程文物保护工作进程，广州城市考古工作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如1995年、1997年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南越国水闸遗址，2002年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1998年、2024年小马站东汉至唐五代城墙遗址等。这些重要发现，亦源于广州2200年来城址未迁、中轴延续的特殊城市基因。因此，不少遗址均呈现出独特的叠压式特征。不同朝代的建筑、器物层层累积，如厚重史书页页镌刻。
本次广州古城外西北部区域（即如今市一医院位置）的考古发现亦给我们留下珍贵遗存。考古发掘区曾被一条东西向凹地分隔为南北两区，该凹地应为宋代“西濠”水道遗迹。南区发现宋、明两代城墙叠压遗址；北区高岗遗址（以古地名为命名）地层中，则出土西汉至清代的建筑构件与生活器物。这些遗存如历史坐标，串联起古城西北郊时空。
考古发现
市一宋、明时期城墙：跨越时间的平行相守
该遗址位于医院市一大道往南区域，2014年3月至11月，考古人员配合医院建设，发掘面积500平方米，主要发现宋、明时期城墙遗迹。在地下近5米深处，宋明两代城墙相叠而立，明城墙分布方向与宋仅相差2°。两代城垣跨越千年，平行相守。
宋代城墙：方向西偏北4°，清理长度21.64米，城墙底部南北宽12.06米、残高3.15米，由内（南）、外（北）壁包边砖墙和墙芯填土组成。城墙至少经过三次加固。出土有青灰色墙砖，砖面有“番”字铭文，侧面有“番禺”戳印或“廾七”等刻划符号。另有出土黄釉罐、盆，黑灰陶罐，青釉碗、壶，青瓷、白瓷碗以及陶建筑构件和“治平元宝”“熙宁元宝”铜钱等等。
明代城墙：与宋代遗址几乎平行分布，方向西偏北6°。清理部分长10米、残高4.05米。北（外）壁包边砖墙厚1.5-1.6米。其结构为：最下一层用红砂岩石块砌筑基础；基础之上以9层红砂岩石条结砌；上部用长方形城墙砖错缝结砌，外侧多用整砖，内侧多用残砖。外壁向上逐层内收，层与层之间用白灰黏合。
高岗遗址：生死交织的丰富千年
该遗址位于东风西路南侧，于2022年6月-11月，2024年11月-2025年1月，配合医院建设，先后进行两期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约2150平方米，清理出西汉南越国至明清时期排水沟、水井、灰坑、灰沟、城壕护堤、埠头以及墓葬等各类遗迹多处。南越国陶管道排水沟，让我们从营造见等级；唐五代贝壳堆积沟，或印证临海资源的利用；宋代厚达1米的垫土层，作用为何，引人遐想；明清石砌护堤与光绪年埠头遗存，勾勒出水岸治理的一些脉络。而从西汉跨越至唐的60余座墓葬及大量建筑构件出土，是研究广州古城西北郊千年人居“生活”与“墓葬”交替折叠的重要窗口。
西汉南越国时期排水沟：发现有两条。其一位于发掘区中东部，整体为西南-东北向，平面呈长条形，口大底小，斜壁内收，底部较平。揭露长29.5米。沟内西南段埋置陶管道，残长11.2米，陶管道为圆形，每截长约0.55米、直径0.2米，两两扣接而成，表面饰绳纹。其二位于发掘区西部，近南北向。平面为长条形，断面为“凹”字形，直壁、平底。残长5.79米。沟内置陶管道，由多个绳纹黄陶、灰陶半圆形筒瓦两两相扣而成。
唐至五代时期贝壳堆积灰沟：东西向，西高东低，北部边线较整齐，呈直线状，南部边线中间区域为不规则形状向南外凸，呈曲线状，斜边向下内收，弧底。揭露长53.4米、宽2.6-5.6米。沟内中东部有大量白色圆形海月贝壳堆积，贝壳堆积局部向南外凸。贝壳表面光滑、扁平，应经过人为加工，直径10厘米左右，厚0.1-0.3厘米。出土执壶、熏炉盖、陶佛塔、瓷碗、瓦当、筒瓦、板瓦等遗物。
宋代垫土层：主要分布于发掘区的东部与中部区域。依山进行堆填，表面较平整。垫土层最厚超过1米。分两层，上层最厚，土红褐色带黄斑，典型的山岗土质，堆积层东厚西薄，下层土色泛黄，部分区域土灰黄色，中间堆积厚两端薄。
明清时期城壕护堤与清代埠头：位于发掘区东南部，由石护坡和埠头构成。石护坡分为两级：一级护坡位于北部，揭露长度25.5米，呈东西向。上部受到破坏，残余部分的石块大小不等、散乱分布；下部使用长条石块砌筑，南部侧立面修筑平齐。残高0.8-1.2米。二级护坡位于一级护坡南部以下，揭露长度20米，东西向。以石块顺砌，排布较整齐。埠头位于石护坡以西，依护坡向南修筑。东西向，长条石板铺就，路面整体西高东低，呈斜坡状。埠头中部偏东处立一通“清光绪十一年募捐碑刻”，初步推断为修建埠头时所设。
墓葬：清理西汉南越国至隋唐时期墓葬超过60座。有南越国时期的越人生土二层台土坑墓，西汉晚至东汉时期土坑木椁墓、砖室墓，南朝晚期至隋唐土坑、砖室墓。其中南朝晚期至隋唐墓葬数量最多，除了少数是带墓道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外，多数以小型墓葬为主，基本上是墓室或墓坑狭长，长度超过2米，宽0.5米左右。出土器物有四系陶罐，六系罐、杯、盏托、碗、碟、盂、唾壶、砚台等青瓷器。另外还有数量较多的西汉南越国至宋的水井、灰坑、灰沟等遗迹以及大批量绳纹瓦、瓦当等不同时期建筑构件的发现。
初步认识
综上所述，市一医院发现的文化遗存具有年代跨度大、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的特点，通过梳理历年周边考古成果及历史地理环境，结合文献，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从前有“高岗”，岗北有“兰湖”
高岗遗址位置是一个小山岗。清代《南海县志》所刊《县志附省全图》，市一医院东风西路南侧用地附近历史上曾存一处“高岗医灵庙”，结合古舆图、文献与考古成果，发掘区域应是名为“高岗”的小山岗。山岗距离唐五代以前广州古城约2公里。
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广州城西北部为大面积水域。历年在东风西路以北考古发现的水相淤积泥层也证实这一点。这片水域应是兰湖，兰湖在历史文献中多有提及，最早可见南朝《南越志》记载：“番禺县北有三湖，一曰沉夜（湖），二曰莼湖，三曰芝兰湖。”芝兰湖便是兰湖别称。兰湖三面环岗，东为象岗，南为西山，西接司马涌，北为桂花岗、蛇拦岗、陈岗。西山上有西山庙（大致在现今西山庙前一街广州能源检验研究院位置）。西山往东即为高岗。高岗北侧亦为兰湖。
千年兰湖津，蕃舶云集处
兰湖作为广州唯一的天然湖泊，湖阔水深，与珠江干流相通并注入南海。走水路交通南来北往的船舶，可能早在汉代就已进出兰湖，把其作为商贸中转站停泊点、码头及避风港等。唐代广州作为“万里通海夷道”起点，兰湖码头成为北江、西江主要停泊点。元《大德南海志》记载兰湖（芝兰湖）为广州城西船只停泊处，湖面宽阔，可避风浪，是内河航运的中转站。其“周回二十余里”，湖岸设码头供商船装卸货物。南宋《方舆胜览》载“兰湖通舟楫，商贾云集”。明代《广州府志》记载兰湖“南通珠江，北接流溪”，湖岸码头为唐宋时期蕃商（外国商人）停泊点之一。在宋代还是广州城西北的船舶避风港，“凡使客舟楫避风雨皆泊此”。文献给我们描述了码头停靠大量商船装卸货物，南来北往商贾云集，人群中还有阿拉伯、波斯等外国商人的一幅热闹繁荣景象。
唐前陆路通，水涨隔六榕
高岗傍着兰湖，地理位置优越，因此给我们留下许多重要发现。发掘区东部地表往下清理现代层、宋代垫土层，垫土层下发现用砖构水井和灶，往下约2米为北宋至唐五代时期地层水相淤积层，再往下发现南朝晚至隋唐时期墓葬，墓葬打破南朝冲积土地层，南朝地层下是水洼地淤积层，再往下距地表约4米的生土面发现一眼南越国时期土井。根据这些地层堆积情况和遗迹现象，结合宋明城墙所在地不是山岗或台地，而是较低洼地势，城墙修筑以前的地面距地表超过6米，因此推测在西汉南越国时高岗靠水的边缘位置还至少要往东风西路北部（走），兰湖当时水面还要低于现地表4米以下，直到唐代后期由于长年淤积，湖底渐高，水面上涨，兰湖水域才进入遗址区向南延伸至西濠（宋代护城河）位置。因而，在唐中期以前高岗有可能大致向东南方向与六榕寺位置存在陆路通道，进而推测广州古城陆地延伸最西北区域，应该是高岗。据前所述，历史发展到唐五代时期，高岗地理环境已发生变化，随着兰湖水面上涨，湖水沿高岗东坡向南延伸，再绕高岗南坡向西流，形成一条天然溪流。高岗与西山之间区域，或在唐宋时期兰湖水向南有一条溪流通往珠江，这条溪流与高岗南侧溪流连通，为修浚西濠奠定基础。
王气萦高岗，衙寺枕贝津
高岗遗址发现的西汉南越国排水沟、水井是广州城西北郊首次发现的南越国时期建筑和生活遗存。其出土的绳纹瓦、瓦当和铺地砖残块等建筑构件，与中山四路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表明附近有高等级建筑。虽无直接证据，我们也可大胆猜测，高岗距南越王墓较近，有可能是皇家祭祀的家庙场所，还有可能是管理兰湖水域的衙署所在地。
大量南朝、唐至五代的瓦、瓦当等建筑构件的发现，表明附近有较高等级建筑，可能是衙署或寺庙（基于发现大量的小佛塔）。大量经过加工的海月贝壳堆积，在广州考古为首次发现，很可能与建筑或手工作坊有关。这些海月贝壳应是从兰湖码头上岸。
北宋扩西城，兰湖定“北疆”
据文献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筑西城。修筑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西城所在区域地理环境变化，唐宋时期子城西的浅滩土逐渐淤积成陆，陆地面积扩大。其二，广州作为当时第一大港，经济发达，海外贸易繁荣，由此带来的税收是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之变造成经济、人员损失惨烈。《宋会要辑稿》记载：“初，侬智高作乱，据邕州，率众浮江而下，数日抵南海。知州仲简婴城自守，其蕃汉数万家悉委于贼，席卷而去。盖其始谋，知广之无城，可以鼓行剽掠无所忌。”其三，修筑工程技术提高。市一宋城墙当年修筑前人们先在地面上做垫层，厚0.68米左右，用残砖、石块夹杂有黄褐土和灰褐土修筑，结构紧密，解决了地软易沉降问题。
考古发现的宋代城墙为宋代广州城西城的北城墙，由此明确了宋代广州城西城北界。高岗遗址与宋城墙之间地势下凹，长度超60米，下凹处应是西濠。西城北城墙修筑至此，如前文所述，与兰湖水绕高岗的走向有关。当时人们修建西濠，许是挖掉高岗南部山岗土，堆填在水相淤积的泥土上面，将其平整作为垫土层面。在这层面上没有发现建筑遗迹，有可能是码头边的货物集散地。垫土层下发现的砖井和灶，表明在修西濠时，流经高岗东坡的兰湖水道可能已淤积干枯成陆。明代城墙在宋代城墙基础上略向北拓，与高岗遗址发掘区南部发现的明清时期城壕护堤分属南北两岸，证实文献中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合三城为一并向北扩至越秀山的举措，清代继续沿用。据发掘情况，推断宋明城墙大致沿今市一大道向东西两侧延伸。
高岗遗址发现各历史时期的排水沟、水井、灰坑、灰沟等生活遗迹，出土的南越国时期陶瓦、铺地砖，大量的南朝、唐至五代时期的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表明附近有建筑居址。结合发现的一批西汉南越国至隋唐时期墓葬，说明先民在此处活动频繁，遗址性质随时代变迁，在墓地与生活居址间多次转变。因此，毫无疑问，这是自西汉南越国到唐宋代时期的一处重要核心区域。
结语
自1953年以来，广州在配合城市建设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许多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如秦代造船遗址、南越王墓、广州汉墓群等。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强调基建工程建设须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报建。但具体到广州的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加快，有关建设方往往是没有报建或是在施工后才报建，进而文物被破坏损毁，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2013年5月1日，《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施行，明确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前需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开创全国“考古前置”地方立法先河。随后配套出台《广州市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办法》《广州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形成“先考古、后出让”的完整制度体系。鉴于这些法规、文件的实施，按照考古前置的要求，建设单位履行建设施工前的报建工作，2014年至2025年配合市一医院改扩建项目的文物保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才有了西汉南越国至明清时期的排水沟、水井、城墙、城壕护堤以及墓葬群等重要遗迹的发现。
在本次发掘期间，广州市政府和相关文物部门高度重视，采取了多项保护措施。如在市一大道宋、明城墙遗址进行回填保护，保存较好的两口宋代石构、砖构水井计划搬迁择地复建以便将来向公众展示。此次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推进，亦得益于多方协同——广州市重点公共项目建设管理中心的协调调度，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动配合，监理单位与施工方的大力支持。这座以层叠历史著称的千年古城，正以考古发现为纽带，在守护文明根脉与拥抱现代发展中，谱写传承有序的当代叙事。
（作者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