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德国大选以来，部分西方媒体对德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未来表达了质疑态度，《纽约时报》更是以“德国处在大麻烦之中”为主题从经济滞胀、政治对立、社会治理低效等角度大谈德国面临的种种困难。自俄乌冲突以来，朔尔茨政府始终以积极姿态配合美国和北约对俄制裁，德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美国媒体如此看空德国发展趋势，难免有落井下石之嫌。
就客观现实而言，德国的确处在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基民盟重新组阁，对于德国政治的未来是个好消息。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政治人物，基民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默茨承诺将落实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并且在政治领域试图与德国右翼政治力量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然而，默茨即将面对的外部政治挑战是巨大的，跨大西洋双边关系正在发生自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特朗普第二次执政将会根本改变欧洲安全机制与美欧经贸关系的面貌。简单的政策改变远远不够，德国需要面向新时代的“政治想象力”。
正如提出这一理念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言，欧洲现行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21世纪的复杂问题，西方社会需要探索新的政治目标和治理方法，政治家们要跳出既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以更开放、创新的方式思考社会和经济问题，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想象力”来设计更具前瞻性和适应性的政策。他认为，欧洲需要在全球舞台上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同时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狭隘思维。
马克龙对“政治想象力”的呼吁超越了国界，具有一定的哲学深度。他指出了英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体制问题。西方党派政治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政治的碎片化，并且是以极端对立的方式呈现的。在这一问题上，大西洋两岸主要发达国家是高度相似的。党派政治在形式上导演了对抗与争论，却抑制了真正有意义的对话与共识。欧洲的官僚机构常常陷入意识形态争斗，政治体系已经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脱节。政治成为煽情的演讲与概念的游戏，面对21世纪的紧迫问题却束手无策难有作为。德国当下的社会困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德国政治要真正走出当前西方民主机制的深刻危机，就必须重建基于一种不同于英美文化精神主导的政治传统。这一传统在德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中是存在的。德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不是以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在德国政治传统中，关于国家、政治与道德的理论始终含有强烈的精神诉求，黑格尔将其视为一种可以追溯到雅典时代的欧洲文化。德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Humanismus）强调人的尊严、自由和全面发展，其对现代启蒙精神的深刻反思也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知识界很早就提出“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强调每个国家现代历史文化进程的独特性。自18世纪以来，德国思想界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全球影响力。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德国政坛的主流话语与政治意识是美国赋予的，某种程度上，刚刚结束的是一场在德国上演的“美式选举”。在上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为“跨大西洋共同价值观”的落幕潸然泪下，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个德国人。当前美国对欧政策的极速转变不是偶然的，只不过欧洲的政客们始终怀揣着侥幸心理，不愿直面现实罢了。德国要想走出当前的政治困境，就必须改变对世界与欧洲的认知框架。鉴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不应该是一件难事。
从跨大西洋关系的角度考察，西方世界在过去两个月的变化，超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改变。对于德国政治，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然而，换个角度观察，何尝不是一种机遇呢？作为欧洲的核心主导国家，德国在地缘政治与欧洲经济中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经贸领域深度经略亚太地区，已经逐步成为德国外交的重要共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德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中德双边贸易牢牢占据中欧双边贸易的三分之一，中德双边产业技术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在全新的国际政治语境下，中德完全有理由为开创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共同努力。德国新政府最为需要的，就是面向未来的政治想象力。（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智库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特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