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尽管中国诗歌史的天空明星璀璨，可想想，要选出一位一经读起便心中充满浪漫华美诗意，一派单纯率真可喜，一任性情纵横放逸的天才人物，当然是盛唐的李白。
不过，天才却不易解说。“李杜”二位，人们虽称他们是唐诗的“双子星座”，可杜甫诗研究之众，号称“千家注”，李白却颇为有限。诗人直抵人心的诗句，并不难懂，又分明不容置疑是佳作，可让你说说它的好处，却常常让喜欢考据的注家难以措手。“绘”诗仙不易。
李长之所著《李白》封面
一
显然，天才如李白，倘若按部就班，用时代、家世出身、求学背景等等来叙说，很难与我们的心理预期合切。该如何说呢？有这么一节文字做了一些尝试：“我有许多时候想到李白。当我一苦闷了，当我一觉得四周围的空气太窒塞了，当我觉得处处不得伸展，焦灼与渺茫，悲愤与惶惑，向我杂然并投地袭击起来了，我就尤其想到了李白了。”这是一部传记导言的开头，不谈读李白的直接感受，而是通过自己心绪去反接、企念李白。不寻常的李白，不妨作者用这般不寻常的起笔。
还可以展开一下：“说真的，他的人生和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并没有太大悬殊……然而，然而却有一个不同，这就是他比我们喜、喜得厉害，悲、悲得厉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从这个角度入手，从精神心理需求方面探索，李白的价值才较好突出显现。
这位作者，居然顺着李白“我本楚狂人”的话，认为精神领域，李白正是“疯子”“狂人”：“疯子和狂人的要求乃是人人所有的要求，不过不肯说出来，不敢说出来，天天压抑着，委屈着罢了。却逢巧有人能替我们冲口说出来了，难道这不是人类的功臣吗？”再进一步，他把这最要紧、最根本、最普遍的要求，置之于最美妙的艺术形式之中，这真是绝大功臣了！“我们的大诗人李白，却正恰恰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煊赫的之一！”把人们心底诉求，用绝美诗句吟诵出来，从接受者的角度，笔者举双手赞成这般看法。
写出上面精彩文字的作者，是年轻的李长之。1936年，李长之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此时不过二十六七岁的他，开始了记传中国五大诗人的写作：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不过，从实际情况看，最早完成的李白，最为气韵舒畅，文字最为流荡；感染力，对于读者作者，也尤其突出。
南宋梁楷《李白行吟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二
对于李白这样的天才人物，非常不易写好，更不宜按部就班程序化地来写。李长之由哲学系毕业，受到德国哲学、美学深切影响，吸取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心理学成分，希望以作品为线索，探求诗人的精神成分、心理发展脉络。他选择的，是强调李白身上那种放浪不羁，诗作中的飘逸山水的气息源头，即中国产生的道教。他认为李白的本质在“生命和生活”：“我说李白的价值是在给人以解放”。从表面看，李白诗所表现的，总超逾人间，可李长之却以为，“李白诗的人间味之浓乃是在杜甫之上的……在李白这里，绝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更根本地说，就是生命本身了。”
研究李白的学人，谈到他的身世，虽然也考据到他出生在中亚细亚的碎叶一带，更多总是强调他五岁之后成长的巴蜀地域。可李长之特别留意到前者。他认为正因为出生地，使得李白身上多了几分“异国精神”。他的证据有趣：李白的儿女名字，常常出现在诗中，什么“颇黎”“天然”“明女奴”，与华侨给孩子取名字有很多相似；传说中在朝廷作答“番书”，“证明他精通外国文字。”这是表层；内里呢？他的“华侨”的资格已经在他生命史上立下一个不同于普通中国诗人的基础。他的追求格外强，他的痛苦格外深，都与此相关。他由此“很深地怀着一种寂寞的哀感”。
李白的文字，表现出一种“儒生不及游侠人”的看法。唐代时的“中华民族”，确实有着勃勃生气，颇具“野性”生命力。用李长之的话：“真像一个新兴的少年民族似的。”在这样的氛围中，李白正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他身上，充溢流荡着这种青春的活泼情感和新鲜血液。有诗句可证：“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军行》）重信轻身，建功立业，正是民族精神蓬勃在诗人身上的表现。
时代风云裹挟之外，大自然濡染的清俊、爽利诗笔，也是人们喜爱李白的重要理由：“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谢公亭》）“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道家顺遂自然的观念，显然契合了李白的放逸性情。
这部写于1937年前后的著述，1940年以《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书名问世。由于作者李长之主要是通过李白的诗作本身，来探析大诗人的精神内部理路，较之通行的外部研读，显得别具一格。加之文笔疏宕，线索明晰，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也在后来很长时间都因其突出特征而影响深远。
三
李白的诗与人，是迷人的。进入他的诗际星空，往往使人沉溺。李长之的这部“李白传”出版十年后，社会变革，新的时代风气，使得作者认为自己心目中的李白，应该还有其他部分，还可以以较新面貌，奉献出来。此时的作者，亦多经人世历练，心中的李白，也有了现实的成熟。1951年春节期间，李长之又用了十天时间，写出一部新作《李白》来。“清华才子”，绝非浪得虚名。
这位“李白”相对而言，更为质朴具象，处处是史料绘制。譬如行文里说“李白最特别的是两只眼睛”，便引证一位曾追逐几千里寻见李白的崇拜者的话：“眸子炯然，哆如饿虎”。似乎可以这样翻译：目光炯炯，如饿虎般闪烁。另一位朋友也说李白“双眸光照人”。比起上一部传记较多抒发主观感受，这里的实录更贴近人们可触摸的形貌。
李白喜欢畅谈，李长之引用其朋友诗作：“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诗仙不仅爱发议论，谈哲学，还通历史，说政治……李白诗中，也描绘自己样貌：“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这样一来，李白的人，读者可以更亲切地接近了。
李白的出生地，记载有些渺然，可成长之地四川，却无疑问。诗歌中，蜀地的山水，在他记忆中尤为明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家乡记忆，几乎是诗人的“母题”。一入笔下，鲜活清亮，无处可比。
李白也如通常的读书人，希望在顶层政治中发挥才华。结果我们知道，并不成功。在京城，他尽管受到一些诗人高官的欣赏（贺知章誉其为“谪仙人”），可天性使然，由朋友的描摹看去，着实难以适合政事：“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
李白从政尽管不顺，可出京后的漫游，与现实、自然山水接触，却成全了他的天纵诗才。李长之的书中，特别强调了李白诗歌与“民歌”的关系。他举例：“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自遣》）“水从北湖去，舟从南浦回。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这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作，一方面是李白坦白直爽的性格反映，一方面是他向民歌学习的结果。李长之统计，李白诗文留存下来，近一千篇，其中150多篇是乐府诗，占全数六分之一，“乐府大部分正是民歌。”
此外，李白的诗虽然流畅明晓，可其中典故并不少。这些典故，证明了他的“苦读”。晚年李白为人利用而下狱，他还在一首诗的序言中说：“余时系浔阳狱中，正读《留侯传》。”老年、狱中，仍在读史。他的一些作品，或引用，或提及古人诗句不少，也是他向前人学习的证明。“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澄江净如练”正是谢朓（谢玄晖）的原句；“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朔风吹飞雨”也是谢朓诗作原句；这首诗中除去引录谢朓，还有谢灵运：“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暝色，袖上云霞收夕霏。”“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便是谢灵运（谢康乐）的诗作原句。这些诗句，李白随手拈来，添加一二字，融入自己作品中。若非极为熟悉，难以做到。这当然是向先贤致敬的一种方式。
在前一部李白传记中，李长之试图走一条探讨李白精神线索的内在之路，所以关心他的异国精神教养、情感痛苦由来、求仙修道等与诗歌之间的关联。后一部传记中，李白成长的蜀地山水，却自然而格外突出地成为诗歌的情感底色。他的社会生存努力情状，得到了强化，尤其李白作品与民歌、与传统的继承关系，被予以重要的奠基意义。前书探讨精神线索的意义，通过后者于生存面的陈述，落在了实处；后者的乡土底色、生存积淀，诗歌来源追溯，又可通过前者得以升华。一内一外，一支彩笔两绘，相互补益的效果极为显著。近年有出版社将李长之两部“李白传”集合起来呈现，一方面可见出作者对李白的格外爱惜，也可以清晰看到时代演变带来了认知的宽幅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