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时，杨绛、钱锺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京城（除“文革”“五七干校”之外）。杨绛、钱锺书曾在清华求学，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双双又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将在这里执掌教鞭。他们夫妇于8月24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26日到达清华。
钱锺书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的旧规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对此她就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教授，她却只愿做“散工”。她自己认为，因为她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在清华初期，杨绛翻译出版了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
1953年初，根据安排，杨绛、钱锺书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6年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简称“学部”。学部于1977年独立并扩充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出任首任院长。
起初，杨绛、钱锺书都在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组工作，不久，钱锺书被郑振铎借调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用钱锺书的话说,“从此一‘借’不再动”。后来古代组和外文组分别升格为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他们夫妇分别成了这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此前后，杨绛开始翻译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名著《吉尔·布拉斯》。
1959年，杨绛忍不住技痒，开始写研究文章。她的《论萨克雷〈名利场〉》就是这时写作的。该文是杨绛为小妹杨必翻译的英国古典名著《名利场》一书而写的。为了译好《堂吉诃德》，杨绛从1959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学了两年，1961年开始动手翻译，至1966年她已经完成工作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中干扰不断，直到1976年才全部完成。十年“文革”，杨绛受到打击迫害。
1976年10月，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终于结束了。杨绛和钱锺书，也于1977年上半年结束了“流亡”生涯，迁居至位于三里河南沙沟的国务院宿舍，新居宽敞而明亮。说起这新居，还是钱锺书的老同学胡乔木关照的结果。
前面提到，杨绛早在1959年就选中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作为翻译的新起点，至“文革”开始已完成译稿的四分之三，“文革”中杨绛这份心爱的译稿几经周折，终于“珠还”，这耽搁的数年反倒成了她的“冷却”期。“五七干校”回来之后，她不满意旧译，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从头译起，提高了“翻译度”。她自己说过：“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要将几个甚至整段文句子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文革”结束前后，她抓紧工作，终于将七十多万字的小说译竣。1978年，汉译本《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立即受到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评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杨绛颁奖。
杨绛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上蔚为大观。特别是散文创作较之四十年代有着很大的突破。她的散文作品，已经结集的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另有集外散文多篇。
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杨绛的代表作当推《洗澡》，这也是她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它通篇采用了幽默和讽刺的笔法，描摹了知识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众生相。
1981年，杨绛与钱锺书、钱瑗摄于三里河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