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0日，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朋友圈的一篇长文，将“骑手五险一金”推上了热搜。他动情地写道：“我们所学的知识、商业模式、技术算法都不应该是用来压榨社会最底层的兄弟们的！”这番发言不仅呼应了京东近期为外卖骑手全额承担五险一金成本的举措，更让外界重新审视互联网平台经济中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希望。
刘强东的发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数据：2024年，京东有1200名快递小哥退休，每人可一次性提取数十万元公积金，同时享受每月平均5350元的退休金和医保全覆盖。他坦言，早在2007年京东收入仅3000万元时，就坚持为快递员缴纳五险一金，尽管当时“兄弟们想多拿现金”的呼声很高，但他最终说服团队由公司全额承担个人缴纳部分，换取了员工的支持。
这一坚持持续了17年。如今，京东每年退休的蓝领员工将突破万人，背后是“上万家庭的生活保障”。刘强东试图用京东的案例证明：企业的利润与市值，不应以牺牲底层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为代价16。
如果说快递员的退休故事是京东的“过去时”，那么外卖业务的布局则是其“现在进行时”。2025年2月，京东正式上线外卖业务，并宣布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全部成本——包括个人应缴部分，确保骑手现金收入不缩水。短短一个月，已有超1万名骑手签约，且每天新增500人。
这一动作直接搅动了外卖行业的一池春水。美团、饿了么等平台随后宣布跟进社保改革，尽管细则尚不明确，但长期被诟病的“众包模式规避社保”问题终于被撕开一道口子。有骑手直言：“如果京东单量够，我立马跳槽。”但也有人担忧：“平台若赚不到钱，福利能持续多久？”
京东的底气来自其差异化策略：一方面以“零佣金”吸引40万家品质餐厅入驻，另一方面通过自营物流和供应链优势压缩成本。财报显示，京东2024年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3.4%，现金流达1968亿元，这为其“高福利模式”提供了支撑。
刘强东的呼吁引发了两极评价。支持者认为，这是互联网企业从“资本扩张”转向“社会价值”的标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专家杨达卿指出，京东的举措推动行业回归服务本质，而非一味压榨劳动者4。但也有质疑声认为，这不过是京东争夺市场份额的营销手段。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理事陈以军坦言：“福利保障是竞争策略之一，但最终要看平台能否让商家、骑手和消费者都赚到钱。”
更深层的争议在于成本。以武汉为例，若按最低标准为130万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京东每月需支出超16亿元，若算上个人部分则再增7亿。尽管京东现金流充沛，但长期投入能否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仍是未知数。
刘强东的“兄弟论”并非首次出现。从2018年称所有员工为“兄弟”，到2023年为收购的德邦员工补缴社保，再到如今的外卖骑手福利，京东试图用“高福利”塑造差异化的企业形象。这种策略短期内可能拖累利润，却契合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趋势——高ESG评级的企业更易获得资本青睐。
但“兄弟文化”的另一面是现实矛盾。2022年，刘强东曾在内部信中要求高管降薪10%-20%，以补贴基层员工福利。这种“劫富济贫”式的分配，虽赢得员工好感，却也暴露出企业降本增效的焦虑。
刘强东的呼吁，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尊严定价”的社会实验。当技术算法成为平台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时，劳动者的权益是否只能被压缩为成本项？京东试图证明，企业完全可以在保障利润的同时，让骑手“有尊严地退休”。
这场实验的成败，不仅关乎京东能否在外卖市场逆袭，更将重新定义中国互联网经济的价值取向——是继续沉迷于“规模至上”的幻觉，还是走向“人本主义”的可持续增长？答案或许就在那1200名快递员的退休金单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