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天，沈醉在香港见到了失散40年的家人，刚刚落座，二女儿突然提议，让他写点“战犯改造所里的非人待遇”，说现在海外流行这个，能赚钱。 沈醉听完，脸沉下来，放下筷子，回了一句：“我怎么能吃里扒外？” 沈醉这个人，年轻时是戴笠手下的红人，军统系统里，他排在第三号人物，混得风生水起。 那时候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少将，身边人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可到了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急转直下。 沈醉当时在云南，眼看大势已去，他做了个决定：起义，这一步走得不容易，一旦站错边，轻则身败名裂，重则掉脑袋。 但他硬是扛了下来，不但投诚了，还交出了军统在大陆留下的一些秘密档案。 中共中央对这事很重视，毛泽东亲自点名，说沈醉“有功”，这是他后来能被特赦的关键。 从1960年起，他在北京过了20年，表面看着是“战犯”，其实他早就被安排在政协文史馆当专员，待遇不低。 家人住在云南，妻女早年逃去香港，几十年没见过。 1981年，中央点头，让他去香港探亲，他知道，这趟出行不是普通的团聚，也不是轻轻松松去散心。 那个时候香港还没回归，台情局、美国特务在那边活动得挺猖獗，随时可能有人盯上他。 临走前，老搭档杜聿明还特地来找他，说了一句：“保住晚节，对祖国统一有利。” 飞机刚落地，记者没来，老朋友来了不少，女儿沈小熊安排他住在九龙，条件不错。 头两天，全家人热泪盈眶，情绪激动，可第三天吃饭的时候，气氛就变了。 沈小熊端着饭笑着说：“爸，现在外面有人写咱们当年在战犯所里遭的罪，挺火的，你要不也写点？我帮你找人出版，在美国能卖钱。” 沈醉当时正吃着饭，一听这话，直接筷子一搁，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气不大，话也不多：“你是我女儿，我不跟你计较，但这话以后别再说。” 沈小熊还想再劝：“爸，我不是那个意思，现在像段克文那样写书的，在美国都赚大钱了，写点苦情故事，又没人知道真假，您说点就行。” 沈醉一下子火了：“我怎么能吃里扒外？国家养了我二十年，写那些骗钱，你让我怎么做人？” 饭桌一下子静了，谁都没想到他反应那么大，饭后，沈醉把大女儿叫到阳台，抽了根烟，小声说：“我这辈子啥没见过？你二妹是钱看多了，才乱说话，她想挣钱是她的事，但我不能这样，共产党把我从战犯变成起义将领，我不能反咬一口。” 这几句话，其实是他多年想清楚的，他常说：“当年我坐牢时，家属还能来信寄东西，有医务室，有图书馆，周末还能看电影，老杜（杜聿明）还在功德林学会了缝纫，我们是罪人不假，可人没被当牲口一样关。” 他写过一篇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里面就提到功德林的情况：战犯可以参加戏剧排练、读书活动，甚至还有“技术组”让大家学修钟表、缝纫、电工。 黄维还鼓捣过个永动机，虽然最后没搞成，但报告都送到科学院去了。 这段香港之行其实挺悬的，沈醉住在九龙，刚到没几天，台湾那边就有人找到他，说是老战友，让他出来喝茶叙旧。 沈醉没直接拒绝，就说自己牙口不好，喝茶胃疼，对方不死心，还找人提了一篮子礼物送过去。 沈醉说：“那天我心里就有数了。”他没回避，但也不露口风。 反而主动把对方约到住处来谈，在家里说几句无关痛痒的旧事，不给任何情报，也不留下把柄。 在香港的27天，他没写一字，也没留半天，临走前，女儿拉着他手，说：“爸，你真不考虑留下？这边环境比北京好。” 沈醉没正面答，转头看着窗外说：“祖国统一是头等大事，我不能添乱。” 他回北京后，重新回到了政协文史馆，继续他的文稿工作，他没讲太多这段经历，只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过：“有人劝我做文章，我要是动笔，成了‘海外笔杆’，今天就不是沈醉了。” 其实沈醉回忆战犯生活时，说得很平静，他说功德林有菜地、洗衣房、电工组，还可以看报纸。 他喜欢看《参考消息》，有时也读点《人民日报》，中午饭后可以小憩，不用干重活。 每周组织大家讨论新闻，有时候是时政，有时候是哲学，他说：“讲真，我坐那几年，吃得比普通劳改犯好得多。” 战犯所里，最常见的是缝纫和修钟表，沈醉也参加过。 他还提到有一次春晚让大家排节目，杜聿明、王耀武一起演了个小合唱，唱的是《南泥湾》。 他说：“这要搁以前，想都不敢想。”那时候，沈醉已经不再是军统特工，而是一个准备在北京养老的老干部。 他从不把自己说得太伟大，也不谈“转变”“觉醒”，只是说：“我做的事对得起现在的日子，谁信不信无所谓，我自己心里有数。” 这个人一辈子几经沉浮，前半生是特务，是军统要员，是共产党重点抓捕目标；后半生是起义者，是政协文史专员，是国家特赦的代表。 他没说过自己后悔，也没说过感恩，他只是认定一件事：不能砸锅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