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宇霆被张学良轻易杀害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学良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显得有些糊涂。除了轻易让他人战胜了自己的阴谋之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他对杨宇霆这个人的本质没有看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点更具破坏性和令人悲哀。 杨宇霆作为张作霖麾下的得力干将和奉系军阀中的重要领导人，其早年经历与多数军阀不同。他在清朝末年考取秀才，并赴日本留学，在陆军士官学校完成学业。毕业归国后，杨宇霆初任东三省都督府军械厂厂长，他的管理才能使军械厂的卫队连训练有素、军纪严明。正是这支部队的表现，使得“东北王”张作霖注意到了他的才能，并于1916年任命他为督军署参谋长。 杨宇霆治军严谨，颇具将领才能，一上任便整治军队，替张作霖赢得了声望。仅两年后，他与同学徐树铮合作，巧妙地截获了直系政府向日本借款购买的4000万元军火，用以装备奉军的7个混成旅，此举大大增强了奉军的实力。 1921年，杨宇霆将目光转向海军的筹备，购买了5艘军舰并组织了近2000人的海军队伍，使奉系军队的海陆空战斗力大增。此外，他还督办奉天兵工厂，旨在使奉系军队能自产弹药，节约财政支出并提高军事防御能力。 1919年，他利用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启动经济发展，开设矿产并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有效提高了东北的财政收入。他还改革了田亩制度，将未开垦的荒地从军阀和地主手中夺取，分配给农民，这一政策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赢得了民心。 1918年，他在徐树铮的怂恿下，以奉军名义冒领军款370万元，招募新兵四个旅，企图扩大个人势力。这一行为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满，导致他撤销杨宇霆与徐树铮的职务并将他们调离东北。 然而，一切在张作霖遭日本关东军暗杀之后发生了变化。1928年6月，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经过时遭遇爆炸，当晚不幸身亡。此后，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急速返回沈阳，迅速接管了东北军和政务，以稳定局势。 张学良的快速上位，虽然得到了不少老部下的支持，但也引起了一些不满，尤其是杨宇霆对这位新上任的年轻“少帅”颇有微词。在他看来，张学良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青年，缺乏足够的资历和威望来领导东北军。 随着张学良的政策渐次推行，杨宇霆在公开场合多次与张学良意见相左，甚至直接反对他的决策。杨宇霆的这些行为，虽然他本人声称是忠于张作霖的遗志并试图保护这位年轻的“少帅”，却无形中削弱了张学良的权威。 杨宇霆虽然在面对张学良时常称其为“小六子”，表面上似乎保持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亲昵称呼，实则反映出他并未真正将张学良视为合格的领导者。 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张学良不仅需要面对蒋介石对东北的军事压力，还要应对日本的政治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张学良考虑接受南京政府的统一建议，希望通过合作获得更大的政治和军事支持。然而，得知此计划后，杨宇霆立刻表态反对，他的立场与张学良形成了明显对立。 尽管杨宇霆反对，张学良还是出于各种战略和政治考虑，决定进行“东北易帜”的政治合作，这一行为后来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东北易帜”事件。然而，在仪式当天，杨宇霆公开表达了他的不满，不仅拒绝出席仪式，还在事后对张学良进行了言辞上的抨击。张学良为了政局稳定，尝试与杨宇霆和解，甚至提出结拜为兄弟，但被杨宇霆以辈分不同为由拒绝。 在这一时期，日本关东军也在两人之间挑拨离间，向张学良传递信息，暗示杨宇霆野心勃勃，类比他为日本历史上的权臣德川家康。尽管张学良对杀害杨宇霆心存犹豫，但内心的挣扎使他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方法来决定杨宇霆的命运，即通过抛掷银元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杀害杨宇霆。 1929年1月7日，张学良在参加了杨宇霆父亲的生日宴会后，经历了冷遇和侮辱，这进一步激化了他的怒火。随后，他邀请杨宇霆和其心腹常荫槐到大帅府。在一个看似平常的会议中，杨宇霆和常荫槐被指控多项罪名并被当场枪杀。 杨宇霆的死标志着他自负和野心的终结，也被张学良视为一生的悔恨。胡适曾评价说：“杨宇霆不死，东北不失”，暗示了杨宇霆的重要性和张学良后来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