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顿曾经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国家。马其顿平原上的城镇非常像希腊的城镇，那里的人们认为自己是希腊人，但平原上的部落成员仍然是凶猛的战士和优秀的猎人。 公元前338年夏日，希腊命运的转折点在喀罗尼亚这片平原上悄然到来。腓力二世率领的马其顿军队，面对雅典和底比斯的联军，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当马其顿士兵举起那些长达6米的萨里沙长矛时，希腊人才真正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再是那个北方的弱小邻国。 ＂他非但不是希腊人、跟希腊无关，而且甚至不是一位有资格被冠以赞许的蛮族。此人只不过是一个无耻的麻烦制造者，他来自马其顿，而那个地方直到今天仍然连一个为人正派的奴隶也买不到。＂雅典演说家狄摩西尼曾这样轻蔑地描述腓力二世。在许多希腊人眼中，马其顿人不过是北方的蛮夷，不值一提。 然而，神话中却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根据赫西俄德的记载：＂遥远的马其顿人的名字是由宙斯和提娅之子马其顿那里来的，提娅是丢卡利翁的女儿，正如赫西俄德所说：＇她确信自己怀孕了，并生下了两个令宙斯欣喜的儿子，马格尼斯和马其顿，马其顿喜爱骏马，他定居在彼伊利亚和奥林匹斯山边。＇＂这则神话将马其顿人描述为丢卡利翁女儿的后裔，与希腊人形成了一种＂表亲＂的关系。 马其顿王室一直试图强调这种亲缘关系。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就因醉心于希腊文化而赢得了＂希腊友人＂的称号。他甚至曾参加德尔斐和奥林匹亚举办的希腊运动比赛并取得胜利。但有趣的是，他必须先证明自己的希腊血统才被允许参赛。 这种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在语言和文化上也有所体现。马其顿语是否属于希腊语系一直存在争议，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时代，马其顿语和希腊语之间的差异已经到了需要口译员的地步。马其顿的器物在造型和装饰方面也不仅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还深受巴尔干和亚洲地区的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即使在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墓室的建造和装饰仍然没有明显的统一性，反映了一种融合多元文化的独特马其顿特色。 马其顿更像是希腊的一面模糊的镜子，反映出希腊世界更为古老的一面——那个荷马史诗中描述的部落式武士社会。在马其顿，国王拥有绝对权威，军队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他们擅长打猎、骑马和搏斗，是一个好战的民族。那里没有雅典式的民主，也没有斯巴达式的寡头政治，而是一种古老的＂伟人主义＂文化。 晨曦微光中，伊苏克拉底坐在窗前，思考着即将写给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信。公元前346年，这位年迈的雅典思想家正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希腊已无力自救。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科林斯战争的创伤尚未痊愈，各城邦之间的仇恨依旧如火如荼。在伊苏克拉底看来，只有一位强大的领导者才能将分裂的希腊统一起来，共同对抗波斯这个古老的敌人。讽刺的是，这位领导者恰恰来自那个被许多希腊人轻蔑称为＂蛮族之国＂的马其顿。 与此同时，在雅典的另一个角落，狄摩西尼正准备向公民大会发表演说，警告同胞们面临的危险：＂亲爱的公民同胞们，你们首先要明白，腓力已经向我国宣战了，他已撕毁了和平协议。腓力敌视整个雅典及其领土，要与我们对抗到底——请允许我斗胆多说一句，他是在与雅典的诸神开战。＂ 希腊内部的这种分歧恰恰反映了城邦制度的衰落。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荡后，许多希腊思想家开始反思城邦的弊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了由哲人王统治的完美国家，认为只有受过哲学训练的统治者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与正义。色诺芬则转向东方寻找灵感，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赞美波斯帝国创建者的领导才能，将其描述为＂不以自身喜好为行事准则，唯法律马首是瞻＂的理想统治者。 就在希腊人沉浸在理论探讨中时，腓力二世正在马其顿采取实际行动。他重组了马其顿军队，引入了革命性的萨里沙长矛和步兵方阵战术。据一位目击者描述，马其顿步兵方阵全体配备长矛后，挥舞起来＂就犹如大豪猪的刚毛一般＂，令敌人望而生畏。 腓力精明地利用希腊城邦间的矛盾，特别是第三次神圣战争，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当底比斯和其他城邦邀请马其顿帮助对付佛西斯人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一个特洛伊木马。到公元前346年，腓力已经将北部希腊、伊利里亚、色雷斯和伊庇鲁斯的大片土地纳入掌控，成为地区霸主。 腓力的政治智慧在于他不受城邦狭隘思想的限制。据说他曾讽刺道：＂恭喜雅典人每年都能发掘出十个将军，我到现在才找到一个。＂这种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嘲讽反映了他对希腊政治弱点的准确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