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日军大举进攻太行山区，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让全军举白旗，随军的军统少将文强不愿意当汉奸，带着手下杀出一条血路。 1943年4月，日军向太行山区发动猛烈进攻。面对强敌，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决定举白旗投降。此时，军统少将文强坚决反对，他不愿屈服于敌人，带领手下奋力突围。 年少时，文强便与毛泽覃一同考入了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求学的岁月中，文强的思想激进，积极参与各类救国活动，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 然而，随着国共两党的对峙日益加剧，文强渐渐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最终成为“事实脱党”的一员。 1935年，文强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借助同学的帮助进入了军统工作。凭借着过人的口才和公文写作能力，加上其深厚的家族背景，文强迅速得到了军统头目戴笠的青睐。 1943年，文强的命运迎来了重大转折。被任命为军统少将的他，被派往太行山领导新五军，接手孙殿英的部队。 此前，军统早已掌握了孙殿英与日伪政府勾结的情报，文强的任务便是通过与孙的接触，试图劝说他改弦更张，回归民族正道。然而，文强并未意识到，孙殿英早已与日军达成了协议，并计划在合适的时机倒戈。 文强初到太行山时，先是对孙殿英的指挥部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在一张长桌上，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画像并排悬挂，旁边还摆放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文件和岳飞的《出师表》拓本。 孙殿英为了接待文强，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在酒桌上，孙殿英放松警惕，与文强谈起了自己的过去，尤其是他与盗墓有关的往事。 酒过三巡，孙殿英显得有些醉意，情不自禁地开始展示自己“收藏”的宝物，并谈及这些物品的来历和他个人的贼赃故事。文强则一边附和，一边细心观察孙的反应。 虽然孙殿英的言辞中有许多自我吹嘘的成分，但他却不知不觉地暴露了自己的心态与秘密。那一晚，两人畅谈至天明，尽管表面上气氛轻松，但文强心中却隐隐觉得不安。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孙殿英与文强的关系逐渐升温。孙每天带着文强四处巡视，试图让他对自己的忠诚心生信任。而文强则在这期间多次试探孙殿英，想要确认其忠诚度。 孙殿英的态度却越来越坚决，仿佛已将自己的命运与日军捆绑在一起。文强心中早已有了不好的预感，但由于身处孙殿英的辖区，他无法贸然采取行动。 果然，文强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1943年4月23日，日军突然派遣大批部队围剿新五军，战斗随即爆发。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孙殿英在顷刻间做出了决定。为了保全自己，他指挥部下举起了白旗，向日军投降。 当文强得知这个消息时，立刻与同行的军统队长陈仙洲商量后，两人决定趁夜逃脱。通过夜色的掩护，文强和陈仙洲带领各自的小队携带武器，朝西南方向悄悄行进。 但孙殿英很快发现了文强的失踪，并带领部队追踪。文强与陈仙洲在山中寻找隐蔽地点，避免了与追兵正面冲突。 身为文天祥的后代，文强自然无法忍受沦为汉奸。他低声对陈仙洲说，分头行动，突围尽量保全自己。经过一昼夜的艰难跋涉，文强等终于突破了日军的封锁圈。第二天早上，他们暂时找到了一个村庄藏匿，躲避了几天的追捕。 正是在这段时间，文强听到了孙殿英和庞炳勋相继投降日伪政府的消息。为了进一步了解局势，文强决定前往新乡一带打探更多情报。 在新乡收集到情报后，文强继续前行，穿越黄河，抵达洛阳。在洛阳，他遇到了蒋鼎文，后者告诉文强，蒋中正认为日本即将败北，因而安排了孙殿英等人“曲线救国”，为战后做准备。 文强听后便知道，所谓的“为以后做打算”正是指他们在日伪政权的庇护下，策划了多次营救国共俘虏和情报人员的行动。 抗战胜利后，蒋中正指示熊斌与文强合作，通过媒体将孙殿英等人塑造为“曲线救国”的功臣。尽管这些人物曾是汉奸，但在战后，媒体的力量将他们包装成了“民族英雄”。 随着日本的投降，文强逐渐意识到，特务生涯让他无法再继续下去，他决定洗手不干，转而寻求正式的工作。通过程潜的帮助，文强被安排为办公厅主任。但几年的平静生活后，文强还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作为曾经的敌人，文强内心充满了恐惧，生怕自己会被当作战犯处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发现，我军对待战俘的态度远比他预想的宽容。文强不仅接受了思想改造，还在劳动改造中表现突出。 1975年，文强终于被特赦出狱。此后，他投身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为专职委员，并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事业，直至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