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5月，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向县政协副主席董三军约稿，介绍他与《徐谓礼文书》的故事，作为“三亲史料”在《浙江文史资料》刊登。
引言
文物界公认与商周甲骨、秦汉简牍、敦煌经书同等地位的南宋徐谓礼文书，在武义县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与主人生前钟爱的毛笔、镇纸、砚台、印章等静静地沉睡了752年。这件国家一级珍贵文物，2006年六月的一天被盗墓贼盗挖，在地下文物市场几度沉浮，命运多舛，案件侦破和文书完整追回的过程跌宕起伏，堪比扣人心弦的刑侦剧。徐谓礼文书前世巨大的文物价值和今生治国理政的借鉴，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宝的魅力不断地发酵。坊间传播与之相关的各个故事版本，真实与虚构齐飞，真相与演义共长。我曾接受数不清的碎片化采访。金华市文史委主任程建金先生通知，浙江文史编辑部邀约时任武义县博物馆长（文保所长）的我，将“亲历，亲见，亲闻”的过程，通过《浙江文史资料》激浊扬清，擦亮这张“文化浙江”的金名片。
我查阅了大量当年的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和相关资料，结合自己在专案组的四百多个日日夜夜的难忘经历，尽最大的努力还原徐谓礼文书前世今生的真相，拾遗补漏“广为人知”事件后面“鲜为人知”的史实。
案起
2011年1月11日。
接熟溪街道胡处村村民报案，胡处村祖坟山上发现有古墓被盗挖。
2011年1月12日，我带办公室主任邵路程悄悄勘查现场。古墓位于离城西五华里的胡处村龙王山，依山而建，坐西朝东，前景开阔，前面是蜿蜒南去的永康江，属于古人眼中的风水宝地。墓地其实就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土丘，表面并无什么墓葬特征现场周边有盗洞多处，地面散落石板、墓砖等。盗挖的墓葬距地表约1.3米，墓口石板松动，洞口微张，部分雕琢的石板裸露在外。初步分析，该墓葬或为宋元时期石板墓，其具体形制不详，盗挖时间跨度较大，应该有些年头。
回到博物馆，我和薛骁百(时任博物馆副馆长)、邵路程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收集该墓葬信息。先确定墓葬的年代，继而查明主人身份，最后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对盗墓葬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
我马上联系省考古所郑嘉励老师(现任浙江省考古所副所长) ，请他提供技术支持。郑嘉励老师勘查了墓葬现场，初步结论：该墓葬应该为南宋墓葬。
我们随即成立由我、薛骁百、邵路程三人组成的工作专班，一边查阅资料，一边暗访周边的文物市场。
武义县山川钟灵毓秀，历史人文荟萃，根据《宋史》记载，南宋时期武义名人有：正三品大员徐道隆、与王安石、范仲淹齐名的名相马光祖、官至工部侍郎兼临安知府的徐邦宪等。徐道隆在保卫安吉时殉国，马光祖老家在马府下，排除这两位名人的墓葬，会不会是徐邦宪？徐邦宪家住县城西的书台山附近，根据南宋墓地与居住地不远的习俗，墓不应该在城东，而应在城西。墓葬主人身份一时难以明了，我们就通过其它渠道收集信息。
两个多月的秘密走访，得到了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墓内有可能盗挖走了一些文物，诸如毛笔、水晶镇纸、香炉、印章、一捆纸（即后来的徐谓礼文书）。令人惊喜的是，一位有情怀的藏家，向我们提供了这捆纸的一张照片(以下称文书照片）。通过测算，文书约有5米多长，纸质楷书，根据记载分析，南宋信州知州(今江西上饶)徐谓礼。
经过郑嘉励老师鉴定，该官牒文书伪造的可能性很小。
查县志，没有记载徐谓礼的片言只语，说明徐谓礼虽是官二代，但是正史无记载。人虽无名，文书照片透露出来的信息价值却是巨大。
案子出现重大起色，我内心十分焦灼。
信息中所谓的毛笔、镇纸、印章、文书，市场上未见过一件实物，仅限于可能，而且，即使真有，是不是出自胡处村龙王山这个南宋墓葬？即使出自龙王山这个墓葬，文物是否已经流出武义？一切都是未知数。手中文书照片所载的信息文字，是馆阁体，伪造的可能性很小，属于文物重器。如果从自己眼中流失，虽然没有人会追究自己守土失职的责任，但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一辈子会感到心里不安。
唯一可行的方法，公安立案侦查。经咨询法律界的有关人士，都认为要公安凭一张照片刑事立案，几乎不可能。怀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心情，我尝试与县公安局沟通。
武义县公安局相关人员，认真看了文书照片，听取了我的情况介绍，明确认为案子无法立案。根据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盗挖古墓刑事立案标准，是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该墓葬连县文保单位都不是。我提出并非文物保护单位的长沙汉王陵系列盗窃案，古墓群被盗之前，也没有列为文保单位。公安局解释，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的文物三级以上，或者是文物的价值达到一定的数额标准，方可以盗窃文物罪立案。一张照片既说明不了文物的等级，也说明不了被盗文物的价值。
从公安局出来，心情沮丧。虽然不知道照片中的文书价值，凭直觉告诉我这是件重要的文物。放弃追查的理由有很多个，追查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守土有责。
苦恼之余，我向时任武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宪文同志作了汇报。方部长反复问我，照片文书真实性有几成把握？文物是不是确定还在武义？你们的秘密调查有没有走漏风声？我一一作了详细回答。
他听后眉头紧锁，半晌才说道：“这个事首先要保密，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容我先想想，怎么办更妥。”
几天后方部长告诉我说，公安同意“以事件调查”方式介入调查。你全方位配合。
此时，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案承
2011年3月7日。
我来到了武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待我的是刑侦大队长李浩、副大队长陈海江。在刑侦大队一间房门紧闭的小房间里，陈海江听了我的情况介绍后，对一些细节和推测，反复进行了推演，认同了我这不是一桩普通的盗墓案的观点。
同日，武义县公安局向金华市公安局汇报后，以盗窃文物罪立案侦查，并成立了由刑侦大队和博物馆联合专案组。我作为博物馆长参与其中。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专案组基本认为墓葬出土的文物还在武义。但怎么找到它，如“大海捞针”，我们经过多次商量决定用“打入敌后”的方法，在古玩市场收集线索。
小县城有头有脸的人，你不认识人家，人家往往认识你。小县城是熟人社交圈子很小，所以深入敌后的人，挑选了刚来刑侦大队三个月的民警潘冠武(现任武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年轻、帅气、机灵，关键是生面孔，适合扮演爱好收藏富二代的角色。
我安排相关的专家，对潘冠武进行了文物知识培训，如瓷器的汝、钧、官、哥、定；如南宋之后的景德镇、龙泉、婺州窑、乳浊釉、斗彩、粉彩；如字画的“扬州八怪”“海派四家”等等。文物基本知识速成培训后，专案组给他配了名包、名牌服饰，还有一辆保时捷卡宴豪车。
潘冠武混迹于武义、永康、金华的古玩市场，几个月下来，这三地的古玩界没有一人怀疑过他的身份。
潘冠武寻觅犯罪嫌疑人蛛丝马迹的同时，郑嘉励也在争分夺秒地论证文书照片的价值。就文书的照片内容，他与中国宋史研究会的邓小南会长、包伟民会长等业内大家，进行了反复探讨，动静闹得不小，害得我提心吊胆，生怕风声外传。从勘查墓葬现场那天起，我就一直强调保密，生怕风声走漏，案件一场空。案情碰头分析，仅限于我、李浩、陈海江三人，案情做到在刑大的走廊上不说，公共场合不说。2011年4月，包伟民教授确定了照片文书的真实性，称该文书对宋史的研究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京城的业内大佬认为，南宋的官制和政务运作体系，文献里有记载但从未见实物。凭这张照片就可以写论文，大步推动南宋史的研究。
郑嘉励在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南宋徐谓礼文书》后记中写道：
“当我见到文书照片时，确信该文物无伪造的可能，因为文书的内容就算集中了全世界研究宋史的学者，也无法作伪。董三军叮嘱我们务必保密，作为知情人，却要保密，是件痛苦的事情。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案件的进展毫无所知。2011年9月，为搜集武义境内出土的宋元墓志资料，我去武义出差，向董三军询问案情进展状况。我很着急，说，如果案件再无进展，要不，我们先把文书发表了吧，它对史学界很重要。董三军正色道：‘案情尚在进展中，我们万勿乱了阵脚，如果犯罪嫌疑人闻风而动，销毁证据，后果不堪设想。’他的态度斩钉截铁，我只得悻悻而归，所能做的，只有期待而已。”
郑嘉励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学者，在案件长达12个月的侦查日子里，为案情保密的事我与他曾发生多次的争论，他在这个后记中写的只是其中的一次。每次我都感觉到他的期待、焦虑，甚至带有些许怀疑，案件到底能不能破？每当我看到了面对成果不能表达收获喜悦的无奈，甚至还有几分写在脸上的的焦虑，心想：对不起了，郑老师。
专家们对照片文书的价值越肯定，我肩上的压力越沉重。案子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又何尝不焦炙？设置的多次人赃俱获的抓捕方案，接二连三铩羽而归。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打了八年？重要原因之一，汉奸太多。案子一直徘徊不前，古玩收藏界忽悠太多。我评价古玩界有一副对联：高手如云，忽悠遍地。
最先发现古墓，并组织盗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与国内文物大盗相比，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他自称是“文物爱好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名副其实。从古墓中盗挖出来的一对水晶镇纸、香炉、印章等小物件，很快就脱手了，但蜡封的一捆纸，打开后见是一卷卷看去像是书法，又与平时所见的古代书法不一样，里面内容看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不知道其价值。在各大收藏市场询价时受尽白眼。他们所接触到的专家见书卷这么新，一口认定是假货。王某虽然感到委屈，但因来路不正，也不敢拍胸脯争辩：我亲手从古墓中盗出来，难道我盗挖的假古墓？
王某忘了人是分层次的，像他这样的“文物爱好者”，根本不可能见到圈内的真正大佬，见到的文物市场里所谓专家，大都是以趋利为唯一目的忽悠。
古玩收藏界也有清流，发现文书照片的藏家找到我，非常确定地说：有一件小器物叫盛水器(金属器)，应该能确定出自该墓葬，对方要价1.7万元。我说，“太好了，你不露声色将它买下，钱从我这里先拿去，公安那边我会对接好，以确保你的安全(根据文物法规定，买卖出土文物是触犯法律的)。”他坚决不要这个钱，但把东西买回来交给了我。这个器物打破本案除了一张照片，一直没有其他赃物的僵局。
2011年12月28日。
根据掌握的线索，公安开始收网。当场抓捕19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判无期），收缴文物书十三卷，其它的瓷器、玉器、古籍善本等文物54件。
当天，武义县公安局副局长蔡高鸣打电话给我：“三军啊，这件事情是不是搞错了，我看这些文书都很新，这哪里像南宋的文物啊。如果搞错了，抓人容易放人难啊。”
我马上赶到刑侦大队，一眼看到了桌子上摆放整齐的文书，心里不由暗暗吃惊：这么多！
随即戴上手套、口罩，仔细查看了几卷文书。
几分钟后，我转过身来，把双手伸在了蔡高鸣副局长前面，打趣说：“蔡局长，如果文书是假的，你把他们放了，把我拷了。”
接着，我向蔡高鸣等刑警介绍，文书这么新，文物行话叫“真赛假”。在大众的眼里，文物一定是破烂泛黄、有包浆的。将近八百年的纸张传到现在，即使保持完整，纸张酥脆，一碰就碎成纸渣，所以，收藏界有“一张宋纸，一两黄金”的说法。但“真正高等级的文物品相是非常好的，包括书画，甚至青铜器，好像刚铸出来一样，真的比假的还新。”
12月29日上午6点。
专案组用警车把文书送往杭州省文物鉴定中心鉴定。
当天下午三点半，我正与专案组的人一起在武义县南丰村嫌疑人住所搜查徐谓礼盗墓案的相关赃物，手机响起。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省文物局鉴定站柴眩华站长，急促而又兴奋地说道：“董馆长，你身边有笔吗？我现在讲的你最好记录一下。”
我说：“有，稍等。”
我立马摘下手套，从旁边公文包里取出并打开工作笔记本，“柴站长，您请讲。”
“我们专家组13位同志经过认真的分析鉴定、热烈的讨论，得出以下几条意见：
一、这件文物的名称，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以后所有对外发布时，一个字也不能改。
二、这是一个全国罕见的很重大的事件，你马上向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汇报，就说是我们省里的意思。我已向省局报告，省局马上会向省委、省政府专题报告。
三、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好这件重要文物（恒温、恒湿、避光手段都要上去)，省里会立马组织专家组赶赴武义。
四、马上通报公安部门，下大力气追讨同墓葬出土的其余文物。我们也立即知会省公安厅，对这个案件进行全面指导：
……”
放下笔，我那时的心情有一个成语非常贴切，欣喜若狂！
柴眩华还有几句话，笔记本上没有记，但一直烙在我的脑海：参加鉴定有几个专家已70来岁，老专家围着徐谓礼文书一直在打转，不停地说道：“研究了一辈子文物，从未见过这样好的东西。”
12月31日下午2点半，柴眩华站长电话通知我，省文物局已向省委报告（后来有三位省委、省政府领导在报告上作了长批示），省局将于2012年1月4日，组织文物处、省文物鉴定中心专家、省博物馆专家、中国丝绸博物馆专家一行10余人，到武义现场指导“12.28”徐谓礼文书特大盗墓案后续工作。要求我严密监视该墓葬，同时搜集该墓葬洞口附近残留的裹尸布等和墓葬相关的一切物件。
2012年1月4日，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周仞、周永良、胡济根、郑嘉励等专家在武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对“12.28”案查扣的文物现场鉴定。除徐谓礼文物书之外，还有一件瓷器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同日，专家组一行赶赴胡处龙王山案发现场对墓葬进行鉴定，认为该墓葬为宋元时期墓葬，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价值。各位专家对部分收缴文物及现场周边收缴的丝织品进行采样，同时，向武义博物馆就文物的下一步保护提出建议意见。
徐谓礼文书，盗墓者以12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北京的一位藏家.这位藏家鉴定出来是假要求退货，但是钱已被王某等人瓜分，只能退回一部分，北京的藏家扣了四卷，等他们将退回的文书卖了之后再去赎回。2012年7月5日，公安局追回流散在北京的四卷文书。
十七卷文书合一，案子终于尘埃落定。
经文物专家团鉴定，徐谓礼文书是继商周甲骨、秦汉简牍、敦煌经书之后又一前所未有、系统丰富、真实可信的宋代纸质文书。国务院参事、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邓小南曾评价道：“徐谓礼文书的发现，震撼了国内外整个宋史学界，为我们研究宋史打开了一扇窗，影响深刻，意义非凡。”
《人民日报》等40多家国家级媒体争相报道，央视《法制在线》《探索发现》相继拍摄纪录片并播出，网络上各种关于徐谓礼文书的文章、演绎、视频铺天盖地。
2013年，中国宋史研究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国家级的徐谓礼文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论文集。今年，浙江省社科联又将徐谓礼文书纳入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
2021年9月5日，为电视剧拍摄我出差到北京，编剧给马未都打电话，说我在北京。马未都当时正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录制《国宝100》节目，其中有一讲是专门讲徐谓礼文书。他没采访过我，就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和我碰面。他之前关于徐谓礼文书的信息都是从纪录片、短视频和网络上各种新闻报道及不断被演绎的文章中得到的，见面就反复论证徐谓礼文书案件的细节。两个小时后，我开玩笑道，我在央视纪录片里讲文书被卖到北京后，嫌疑人请姓马的专家鉴定，马专家认为是假的。社会上很多人认为这个“马专家”就是马未都，我知道不是你。不过，你应该接到不少电话吧？
马老，毕竟是马老。呵呵一笑，尽显大家风范。
（我与马未都先生碰面为他讲解案件细节）
案合
2012年1月。
我接到省委宣传部通知，时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小南，专程从北京赶到武义，就是看徐谓礼文书。我陪同邓小南会长进入灯光略显昏暗的老军火库1号库房，她仔细看了摆在桌案上徐谓礼文书，沉思良久，现场一片寂静。十多分钟后，她转过头来问我：“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
我有点紧张，说：“这是有机质类文物，宋纸，极其珍贵，我们文物部门会尽全力保护好她。”
邓小南会长说：“不是这个意思，我问的是里面的内容。”
“内容生僻，很多地方我真的读不懂。”
邓小南会长沉静地说道：“她改写了宋史……”
改写宋史的官场小人物徐谓礼，字敬之，武义人，生于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卒于1254年（宋理宗，宝佑二年）。
南宋做官有两条途经:一是科举，二是恩荫。恩荫又称蒙荫、荫补，是因上辈有功而给予下辈入仕的待遇。
徐谓礼出身豪门。
其父徐邦宪(1159—1214年)字文子，号东轩，师从永嘉名儒陈傳良学。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土第，授为秘书郎，官至工部侍郎，兼临安知府，时称“名儒”，卒谥“文肃”。
妻曾祖父林大中，绍兴三十年（1160年)中进士第，官至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土，签书枢密院事，嘉定元年(1208年)卒，谥“正惠”。
舅舅陈亮，字同甫，号龙川，“永康学派”代表人物，绍熙四年(1193年)殿试第一，即状元(徐邦宪为同年省元)，授学书建康府判官公事，未行而卒，谥“文毅”。亦有学者认为徐邦宪并非陈亮的妹夫，但徐邦宪与陈亮“皆为内外兄弟”，有诗为证，足见两人关系亲密。
姻亲关系贾似道，字师宪，号秋壑，台州天台人，南宋晚期权相。徐谓礼文书中有保状三十三则《官员举荐文书》，保举达70余人，徐谓礼曾经因贾似道叔父贾直夫之请，出面委保贾似道己故父亲贾涉“合得恩列三次”及委保贾似道作磨勘收使。
徐谓礼19岁恩荫入仕，53岁卒于信州知州任上。他51岁时已被朝廷提举福建市舶(管全省港口贸易)兼知泉州。泉州在南宋时期为全国最大港口城市，其次为广州，第三为明州(宁波)。可见，徐谓礼虽非科举入仕，朝廷还是非常重用他的。
但他并未到泉州上任，据文书录白印纸第八十则《淳祐十二年(1252年)六月知信州零考成》记载，接任信州知州的朝请郎刘仲芳已到任，《交割职事讫》。估什徐谓礼就在离开信州前去泉州就任期间得病，不久去世，归葬武义。
徐谓礼是一个优秀的档案局长。一手隽永字毛笔字书写的文书共17卷，总长32.2m，宽39.5cm，共23000多字，完整记录了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政务的全过程细节，全面反映了南宋中后期政治史乃至其它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是展示南宋官制及政务运作体系的孤本实物例证。学界此前从未所见，意义非凡。
（部分文书截选）
“录白敕黄”“录白告身”“录白印纸”三部分，完成了南宋“干部档案”的文书的完美闭合。
录白敕黄1幅，长348cm，宽39.5cm。共11道。
敕黄是官员的“差遣委任状”。由尚书省签发，由于是用黄色凌纸书写，以皇帝制敕的名义签发，因此称为敕黄。
徐谓礼文书的敕黄包含了徐谓礼从19岁恩荫入仕，到53岁去世的所有任命文书。
录白告身2幅，长分别为508cm、137cm，宽均为36.5cm，共10道。
南宋官员的告身，通常称“官告”，为官员阶官(行政级别)的任命状，由三省宰执(正副宰相，枢密院使)等人发署。
徐谓礼文书的告身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19岁至53岁每一个阶段官阶晋升。
录白印纸12幅，共80则。
录白印纸是徐谓礼文书的主体。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嘉定十四年(1221年)以承务郎被拟注监临安府粮料院起，至淳祐十二年(1252年)，以朝散大夫知信州，近三十年一生历官所有的“考核表格”，为亲友所写的各类保状，包括官阶升迁，被委任差遣，治绩考核，帮放请给(发放俸䘵)，丁忧守丧等等。
印纸以前只见于文献记载有此类东西，从未得见实物，徐谓礼文书列为我国独一无二的瑰宝，实至名归。
徐谓礼文书所承载的价值并不限于“干部档案”。2013年4月20日至21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徐谓礼文书与宋代政务运行学术研讨会”所征集的学者论文17篇，从多角度对徐谓礼文书作了解读：
郑嘉励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南宋徐谓礼墓到吕祖谦家族墓地》
小林隆道 （日本学术振兴会)《宋代告身的原件和白》
刘 江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录白告身”的类型考释》
张 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谓礼<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转朝请郎告>考释)》
王杨梅 （浙大城市学院）《徐谓礼告身文书形式探析》
陈文龙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从徐谓礼文书看南宋告身和敕黄制度》
曹 杰 (北京大学历史系)《宋代授官文书的给付对象与范围》
刘后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宋代政务文书中‘三省制’程式的特点及其意义》
虞云国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的押字》
余 蔚 (复旦大学历史系)《南宋后期东南军需供应与两淮浙西发运司》
杨 芹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徐谓礼告身>等文书再看宋代制授官及相关政治体制》
李全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从<武义徐谓礼文书>看南宋时的给舍封驳-兼论录白告身第八道的复原》
王 刚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宋代印纸的概念流转程序》
魏 峰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宋代印纸批书试论》
王 宇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与南宋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再认识》
胡 坤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从入仕到初任满替-以对<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所载相关文书的考察为中心》
周 佳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南宋基层文官履历文书考释-以浙江武义县南宋徐谓礼墓出土文化书为例》
2024年5月，浙江省社科联又将徐谓礼文书综合研究列入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由4部专著(重点项目)组成。分别是：
王 宇 (浙江省社会科院)《徐谓礼文书与南宋政治制度研究》
王杨梅 (浙大城市学院)《徐谓礼文书与当代宋史研究》
魏 峰 (杭州市社会科字院)《徐谓礼文书校勘释
（附徐谓礼年谱）》
董三军 (武义县政协) 《徐谓礼墓随葬品研究》
面对斐然的研究成果，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小南说：“徐谓礼文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为了让徐谓礼文书能为大众所见，也为研究者提供优越的环境，2019年5月24日，武义县人民政府斥资2亿元建造的武义县博物馆正式开馆，一楼1号厅为徐谓礼文书的专题陈列厅。原件陈列室以库房的标准设计，引进了当今全球最尖端汉氏柜，保证文物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如新。
（图为武义博物馆现址）
2021年4月，武义县博物馆被浙江省文旅厅、浙报集团授予“浙江省十佳影响力博物馆”。
2020年12月，“徐谓礼文书”被浙江省文旅厅授予与西湖并列的浙江省首批78个文化IP项目。2021年，公安部将徐谓礼文书案列为全国文物类四个典型案件其一。
（图为徐谓礼文书原件陈列室）
“参古”是为了“定法”，“望今”是为了“制奇”。徐谓礼文书研究，已不局限于南宋官制与政务运作体系本身，更重要的是对当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思考与借鉴意义。
中纪委、中组部、中央党校等多批次来到武义博物馆，围绕部门的工作职责，研究徐谓礼文书中记载的关于南宋官员的到任、交割、考课、保状、服阙(丁忧)制度的运行情况。
中纪委的政研室主任，对南宋朝廷对官员一年一考核内容为“清、治、勤、廉”四项产生了极大兴趣，并与我们国家现行对干部一年一考核的“德、能、勤、绩、廉”作了对比与分析。
中组部几次来到武义博物馆，2023年11月还成立了课题组，重点研究南宋官制中的官员之间的交割、保举等选拔任用制度，并以“古代官员离任交接制度与新时代探索”(暂定)为内容出版研究成果，供全国各地组织部门学习。
徐谓礼文书前世是黯淡的，出土后的今生是灿烂的。文书命运起承转合尚留一丝遗憾，被盗的文物除文书之外，还有毛笔、镇纸、砚台、印章等，至今下落不明。特别是印章，据罪犯交代，是成套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文物价值，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文书完成最后的合璧。
2020年5月。
徐谓礼文书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省博物馆展览前言中写道：
徐谓礼文书是武义的传奇，浙江的宝藏，更是国之瑰宝。
2019年4月10日。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考察了武义博物馆后说：“看了徐谓礼文书，确实很震撼，要继续做好文书的保护研究工作，深入挖掘文书价值，将其打造成为“‘文化浙江’的金名片，‘文化浙江’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