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进步学生逐渐成长为新华社总编辑，胡乔木因他在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上作出的卓越成绩而广为人知，毛主席曾称许他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众所周知，成为毛主席的秘书是他人生一大转折，“延安文艺讲话”这一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与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延安文艺讲话”与胡乔木
现在为人们所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出自毛主席之手的代表文章，历来被认为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件之一，其中阐明了文艺工作者的学习方向、创作方向，应当如何在实践中转变立足点、塑造起正确的世界观等诸多细节。它的诞生不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即使多年之后也仍然深具价值。
然而在这篇文章广泛传播的多年之后，许多人也并不知晓它的诞生有何特殊之处。首先，从它的诞生到真正以文本形式完整公开发表，中间间隔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因为这篇文章并不是先有书面成稿，而是首先出现于1942年5月的会议和讨论过程之中，以“毛主席口头讲话”的形式存在。到了下一年的10月，才经由整理审定，以完整的文本形式公开发表。
这种“特殊情况”，哪怕在延安时期的毛主席著作中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之一、又是当年经手整理和编辑“讲话”文稿的胡乔木本人，在多年之内都选择了绝口不谈，于是其中细节自然也就不为外人知晓。
一直到了1992年，胡乔木时日无多的时候，为了一部关于毛主席的回忆文集，他才在追忆中提及了这个保密半个世纪的细节。而且，他的陈述也非常平淡，只说会议上的讲话原本就有记录，自己只是根据记录整理排序，使之更具条理，“主席看后很满意”。
此后，胡乔木的夫人谷羽也曾经提到当时情景：那时候的胡乔木不过三十岁，精力充沛、工作认真；他全程聆听了主席在会议上的讲话，不但用心记忆，而且理解也十分到位。
当时胡乔木待在主席身边已经有了一段时日，对于主席的思想和看法颇有领会，因此在编辑整理稿的时候也水到渠成、十分顺畅。主席对他的工作很是满意，自己又审阅修改之后，发表在了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
至此，“延安文艺讲话“的书面正式版才算是公之于众。至于选择10月19日这一天发表，也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举动——这一天，是鲁迅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
“个别观点有局限性”
由这些亲历者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胡乔木对于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的本意和立论，理解是准确到位的、编辑也是忠实得当的。不过对于“讲话”阐述的论点，他却并没有一成不变地全盘赞同。在1982年的一场文联招待会上，胡乔木曾经以“文艺与政治的几点关系”作为切入点、提及了“延安文艺讲话”中的个别观点“是有局限性的”。
局限性的焦点所在，便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能因为党领导文艺，就把文艺视为是从属于党的”。文学与艺术本身都是广泛的社会现象，它们与阶级和政治现象有所关联，但关联通常并非十分直接。
一旦将文艺的地位定义成从属于政治，很容易衍生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如此将文艺变成了政治的工具，必定会给文艺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文学本身是具有客观发展规律的事物，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必然的，但如果忽视此种影响的客观局限，将之定性为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便是政治史观、而非唯物史观了。
这番论述的重要意义在于修改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这个提法自“讲话”发表以来根深蒂固，早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定论，但胡乔木敢于提出对个别观点的“否定”和修改，本身便体现了忠于客观、忠于科学的精神。
对此，胡夫人谷羽也曾经有所评论，她说胡乔木一生都将“讲话”视为指明方向的明灯，身体力行并不懈怠。但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延安文艺讲话”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针对特定的具体情景、致力于解决特定存在的问题，因此其中一些具体的提法也是应该随时代前进、形势发展而变化调整的。
实际上，“讲话”的原创者毛主席自己也并不就把它视为不可改移的金科玉律。就在“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和茅盾都就此发表了意见。毛主席特别把郭沫若的意见告诉给胡乔木，认为郭那句“凡事有经有权”说得很好，自己可以说是“得了一个知音”。
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对郭沫若这个论点的欣赏态度，本身就证明了毛主席的看法——“有经有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时，有一些是经常的道理，也有一些是权宜之计。“讲话”也不例外，其中含有普遍的规律，也有一部分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规律。
“你讲的话很不对”
此外，由于成长环境、革命道路各有不同，胡乔木在亲历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也确实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和处事方法，一度被毛主席批评过“讲的话很不对”。
自从陕甘宁边区时期开始，毛主席便深刻理解且十分重视文艺作为“武器”的重要作用。1940的边区首届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他就指出了对于来自古今中外的进步文化“批判接受”的重要性，应当“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确保文化战线更好地为人民、为抗战服务。
此后数年之中，丁玲、萧军等大批知名文艺创作者或从国统区、或从大后方奔赴延安，为延安的文艺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与此同时，一些并非全然乐观的苗头也开始逐渐出现。
这些苗头演变成争论的标志和焦点，是1942年3月王实味和丁玲先后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两篇文章。两篇文一经发表，都各自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毛主席曾拍着报纸责问“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贺龙、王震等人都在“日报”的会议上对文艺副刊主编丁玲提出了批评，贺龙更是直问丁玲“你是我老乡，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这些具体的交流过程多有胡乔木的参与，他曾受毛主席委托向王实味致信，指出其杂文中宣扬绝对平均主义，以冷嘲暗箭的方式批评同志是错误的，立场错误且不利于团结。
胡乔木接受指示后，曾先后两次找王实味谈话、两次向他致信，希望他首先从“批评的立场”入手来改正错误，至于其他具体意见乃至写作技术，则是排在后面的问题。
但在与丁玲相关的问题上，胡乔木却多少认为贺龙的话“有点太重”。毛主席当时并未回应胡乔木的发言，而是在第二天对他提出批评，认为他当时讲的话不对，根本原因在于有些问题胡乔木看不出来。
这些贺龙王震能看出来、“胡乔木就看不出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晚年回忆
人到晚年之后，胡乔木也曾经回忆过当年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一段时间内，“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成为一种时髦；文艺界出现较为普遍的脱离群众、孤芳自赏的倾向；“几大系统”、“几大山头”衍生出来的团结问题；以及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
在当时的种种思潮和主张中，有的看法认为艺术应高于政治，或者主张艺术脱离政治。有的看法认为创作者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立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观点对文艺创作会造成妨碍。在“光明与黑暗”的问题上，有的主张认为对于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
思潮多样、各行其是，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因个人原因引发的隔阂纷争，导致了内耗与不团结的现象。也正是这些苗头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随后促成了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召开座谈会的前后，毛主席曾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又特别强调了“绝对平均”是一种幻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应当拒绝；以上种种，都是梳理思想问题的具体措施。
但就如毛主席所言那样，这些在政治家眼中十分敏感的苗头，对于胡乔木而言却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究其原因，与胡乔木其人的成长道路也有关联。
中共中央的一支笔
胡乔木出生于1912年，本名“胡鼎新”寄托着父辈期望他革故鼎新的希望，“胡乔木”则是他后来奔赴延安后改用的笔名。他从求学期间接触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作品，曾经考入清华、转学浙大，一直都积极于学生运动，最终被学校视为“赤色分子”开除学籍。
奔赴延安后，他先是过了一段时间“摇铃上课”的教书生活，接着又挑起重担，重新恢复了当初因革命环境险恶被迫休刊的《中国青年》。他走上革命之路后的大部分时间，所从事的都是文宣领域的工作，这也正是他与贺龙王震等人“直觉反应”不尽相同的一大原因。
1941年初，由于原本担任毛主席秘书的周小舟前往冀中区委工作，胡乔木被选中成为毛主席身边秘书的继任者。
当时胡乔木还没满三十，经验能力方面都不太有把握，很怕自己不能承担这个任务、干不好工作。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却告诉他既然主席点名，你去就是了。而毛主席之所以选择年纪尚轻的胡乔木当秘书，还是因为此前看到了他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由此认为他是个人才，这才点名调他。
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对胡乔木来说也是人生的重要一站。在毛主席身边当秘书、接受指导的过程中，他本人既有文化知识和革命经历的良好基础，同时又博闻强记、逻辑清晰，这就保证他的能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与提升。
在毛主席的指导下，胡乔木陆续写出了大量的新闻、社论和评论文章，其中不乏《苏必胜，德必败》、《国民党缺少什么》等影响深远的社论，一步步赢得了主席的认可和信任。他身上“中共中央一支笔”、“大才子”等等美誉，也就是这样获得的。
1948年，跟随毛主席等人进驻西柏坡的胡乔木获得了一项新的任命：兼任新华社总编辑，今后新华社的重要工作都由他亲自审阅。从此，他从“笔杆子”走上了中共新闻宣传事业重任承担者的道路。
参考资料：
《胡乔木一生所担任的职务，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党史博采；
2022-06-01
《讲话》公开发表过程的历史内情探析；2006.07.015；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胡乔木：敢于否定毛泽东》；2008年01月23日；《党史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