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职工医院！ 企业职工医院是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单位办社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作为职工福利的核心载体，承担医疗保健、职业病防治及公共卫生管理等职能。随着国企改革与医疗体系市场化，这类医院逐步剥离转型，其兴衰轨迹折射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深刻变迁。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型厂矿（如鞍钢、大庆油田）多建于偏远地区，公共医疗资源匮乏，企业自建医院保障生产安全；国企承担“生老病死”全包责任，职工免费或低价就医，家属享受部分优惠；针对行业高发疾病（如尘肺、化学中毒）设立专科，如煤矿企业的呼吸科、石化企业的中毒急救中心。门诊、住院、疫苗接种（职工子女免费接种卡介苗）；工伤急救、职业病筛查（如每年一次矽肺普查）；厂区防疫、食堂卫生监督、计划生育手术；向周边居民开放（收费高于职工），缓解地方医疗压力。 职工医院直属企业后勤部或福利处，院长由企业任命，既要满足职工医疗需求，又需配合生产调度（如为完成季度任务推迟职工病假审批）；职工病历存档于企业人事科，病情影响岗位调整与分房资格。 大庆油田职工医院：1960年代在干打垒房屋中开展手术，后发展为三甲医院，配备高压氧舱治疗瓦斯中毒； 攀钢总医院：1970年代首创“烧伤湿润暴露疗法”，救治炼钢灼伤工人； 铁路中心医院：各铁路局下设医院，专长骨科（处理列车事故创伤），2012年改制为“中国中铁附属医院”。 重复建设（某工业区10公里内3家二甲级企业医院）；高端设备闲置（如三线厂医院CT机日均使用不足1次）。“大锅饭”机制导致服务态度差（职工抱怨“挂号两小时，看病五分钟”）； 药品浪费严重（职工开药囤积，转售给社会人员）。医疗决策受企业干预（如为保生产隐瞒职业病数据）；腐败滋生（某钢厂医院院长虚报床位骗取企业补贴）。 剥离改革与转型，成建制划归地方政府（如武汉钢铁总医院更名为“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部分科室并入公立医院（如大庆油田妇幼医院并入市妇幼保健院）。引入民营资本（如华润医疗收购淮北矿工总医院），组建医疗集团（如鞍钢总医院牵头成立辽宁健康产业集团）。偏远厂区医院降级为社区卫生站。 总之，企业职工医院是“单位社会”全盛时期的医疗乌托邦，其“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模式既彰显了社会主义福利理想，也因低效封闭成为改革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