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败逃西昌的胡宗南召开会议，沈策说：“再待下去死路一条，应该全军空运去台湾。” 胡宗南大骂说：“沈策，要不是看在你跟了我多年，我今天就毙了你。” 胡宗南这是故作姿态，他比沈策更想离开西昌，但却是不敢。 1949年12月21日，在台湾的蒋介石给胡宗南发去密电，让他将成都附近的兵力集结起来，从雅安、蓑衣岭、雷马屏峨三个方向突围，退守西昌。 不久前，飞去昆明的张群被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后，西南军政长官一职空了出来。老蒋的本意是让胡宗南出任军政长官，胡宗南是当时蒋军的黄埔 一期生中，唯一挂三颗星（中将加上将衔）的，被称为“天子第一门生”，在黄埔将领中，也只有他有资格出任这个要职。 但老蒋权衡之后，还是让“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其中主要原因是胡宗南资望不足，川军元老大都对他不服气。顾祝同兼职不少，只是挂名，胡宗南以军政副长官的身份，实际主持长官公署事务。 归胡宗南指挥的部队不少，仅兵团一级的，就有陈克非、裴昌会、罗广文、李文、孙元良、李振等多个，但这些兵团都是空架子，加起来兵力不少，但找不出一个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陈克非兵团的第二军，是仅存的建制完备的全美械军，但在之前的白马山之战中，折损、逃散大半，已失去战斗力。 老蒋在离开成都时对胡宗南面授机宜，让集中部队在成都决战，若战事不利，将主力撤往西昌。在成都解放前夕，老蒋给胡宗南去电，不再提“决战”’，而是让各部队突围，往西昌“转进”。 参谋长罗列对胡宗南说：“总裁要是十几天前，就下达去西昌的命令，主力是完全可以撤走的。如今，共军的大部队已到了，几十万大军往三个方向突围，在追击之下，能跑出去多少？” 胡宗南的内心，是很郁闷的，在8月间，他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在陕西汉中秘密会晤，认为应该避免和解放军主力在西南决战，计划将两人手上的主力部队集中起来，放弃四川，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缅边界，凭借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继续抵抗，若万不得已便退到缅甸。 两人向老蒋报告时，挨了一通臭骂。12月，胡宗南又多次向老蒋提出，将残余主力撤往西昌，均遭拒绝。直到21日，老蒋这才同意撤往西昌，可此时胡宗南集团的外逃通路全部被切断，解放军关门打狗之势已完全明朗，时机已然错过。 胡宗南无奈的对罗列说：“马上通知几个兵团司令官到我这里来开会，说有要事相商。” 在会上，胡宗南下达了突围命令，并让李文统一协调、指挥各兵团。按理说，几十万大军撤退，胡宗南留下来坐镇，效果是最好的，但他根本不敢留下，在23日一大早，带着罗列等亲信乘飞机逃离。 胡宗南走后，李文根本指挥不了其他几个兵团司令官，大家都是司令官，为何要听他的？ 除了孙元良外，其余几个兵团司令官，先后率部起义，老蒋留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军事集团，就此土崩瓦解。 老蒋得知胡宗南跑去了海南三亚，气得够呛，让顾祝同带人将胡宗南抓到台湾来受审。当然，这是老蒋吓唬胡宗南，要抓人直接派宪兵去就行，何必让顾祝同这个大员亲自去一趟。 胡宗南见到顾祝同后，说：“总长，我本来是要去西昌的，只是天气不好，这才改道去了三亚。” 胡宗南这个借口经不起推敲，因为云南的蒋军还控制着蒙自机场，既然天气不好，为何不降落在蒙自，等天气好了再去西昌，舍近求远的去了三亚，明显就是逃命。 顾祝同心知肚明却没有点破，而是说：“为今之计，只能是马上去三亚，让总裁消气。” 几天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往三亚机场派来了二十多架运输机，载着胡宗南及其一众亲随，飞去了西昌。 胡宗南到西昌后，接到老蒋“十万火急” 电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收拢川西突围各部加以整编；二是，坚守西昌三个月。 胡宗南又惊又喜，惊的是这是老蒋的死命令，再完不成怕是要掉脑袋，喜的是西昌地处偏远，解放军一时半会到不了，说不定还真能守上三个月。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副参谋长沈策建议将西昌的部队空运去台湾，以保存实力，结果遭到胡宗南的斥责。 其实沈策也是异想天开，以当时运输机的载力，如何能将西昌的近三万人运走呢？ 1950年3月25日，解放军攻占德昌后，向西昌疾驰而来。胡宗南叫来罗列说：“台湾来电，说三个月期限已到，我可以离开。为了稳定军心，你要留下善后。” 罗列无奈的说：“一切听胡长官安排。” 第二天，西昌的军政人员寻不见胡宗南，都聚在了罗列的办公室打听消息。正在吵吵嚷嚷时，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 罗列见胡宗南走了，这才说出实情，众人气得大骂。27日，解放军进入西昌，老蒋失去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 西昌的国民党残军，由罗列等人指挥着突围，期间大部分或溃退、或向解放军投降。 罗列翻越原始森林，一路辗转逃回了台湾。老蒋认为罗列的表现，比抛弃部下的胡宗南要强得多，专门召见予以抚慰。罗列后来很得老蒋信任，当过“陆军总司令”等要职，而他的老长官胡宗南却坐了冷板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