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3日夜，逃到越南的国民党中将黄杰，去见法军谅山指挥官，却遭到软禁。三万多国民党残军被缴械后，成了刀上的鱼肉。

在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的军队如同被秋风吹散的落叶，四散奔逃。许多部队因无路可退，败退到了越南。

1949年8月4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次日，解放军进入长沙，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而在此背景下，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黄杰，在衡阳试图重组“湖南省政府”，他聚集了一些不愿起义的部队，做最后的挣扎。

黄杰的部队在解放军的不断追击下节节败退，到了广西昆仑关时，已是强弩之末。面临两难选择：一是遵循白崇禧的指示逃往海南岛，二是根据陈诚的安排进入越南。

最终，黄杰选择了后者，并与法军在越南的班加吉将军谈妥安排。1945年，这支法国军队在亚历山德里将军的带领下撤退至中国，并意外地受到了国民党的友好接待。有此条件在先，黄杰对于法军保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1949年12月12日，黄杰部队缴械，徒手走入越南境内。

1949年12月13日，三万余名国军士兵在黄杰的带领下，从密集的丛林中走出，与驻扎在越南的法国军官达成了一项协议。

这份协议规定，士兵们将分批每组五百人，于指定地点交出并封存武器，由法国军队护送至码头。法军负责沿途的安全保障，而国军则需保持严格的军纪，并由本方军官领队。

然而，这交出武器之后，这些国军士兵并未如期抵达台湾，而是被法国军方送往了越北蒙阳的一个被铁丝网围绕的集中营。

1950年，亚历山德里成为越北法军的司令，在他的指挥下，黄杰和他的部队被关押在集中营，这一行为让人感受到了法国的背信弃义。

集中营原是一片大型煤矿区的空地，连基本的遮雨设施——草棚也没有。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孩子，被遗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集中营的条件极其恶劣。被困人员需自行上山砍柴，以钻木取火生存。对面山坡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出现了大片乱葬岗。

饥饿与疾病成为营内的常客，一旦染病，死亡几乎成为必然。每日有数十具尸体被抬出，随着天气转热，尸体散发的恶臭不断侵袭着生者的嗅觉，使得生活环境更加难以忍受。

这三年半的时间，对那些被困于集中营的人们来说，是一段深刻的苦难历程。

黄杰等人回到台湾之后，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黄杰还被赋予了“海上苏武”的美誉。龙应台对黄杰的颂扬甚至更为夸张。

然而，将黄杰与历史上的苏武相比较，显然不尽合适。苏武本是无武装的使节，而黄杰则是带着三万部队的将军，其部队最终却像牲畜一样被缴械和关押。

1974年1月30日清晨，南越海军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他们动员了三艘主要舰只——巡逻舰"栋多2"号、登陆舰"前江"号，以及之前在西沙海战中受损、后被修复的"陈平重"号。

这些船只携带了超过一百名士兵从头顿港启航，目的地是南沙群岛的敦谦沙洲。南越海军官方宣称此举是为了“搜索海战幸存者”，但其真实意图是对敦谦沙洲发起进攻。

当南越军人抵达敦谦沙洲时，岛上已有国民党驻军。岛上的国民党部队包括一艘配备两栖战车的坦克登陆舰和一艘驱逐舰，以及数目可观的海军陆战队。

南越军队的到来震惊了国民党军人，他们在恐慌中迅速逃离战场，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抵抗。结果，南越军队轻松占领了敦谦沙洲。

在占领后，南越军队立即着手修改岛上的界碑，以此标示他们对这片领土的控制。

国民党方面对这次失败的处理充满了讽刺和自辩。他们的官方记载称，南越军队之所以能够成功登陆和占领敦谦岛，是因为他们精通国民党的战术和历史。

据称，南越军事策略包括先派出渔民在台风来临之际登岛，然后军队随后潜伏在渔民后面快速建立阵地。国民党的记载还赞扬了逃跑军队的“仁义”，并不无讽刺地将他们比作宋朝的岳家军，声称他们的行为将被永远铭记。

然而，这种自我美化的叙述与岳家军的历史形象极不相符。岳飞和他的部队以其坚韧不拔和英勇抵抗外敌闻名，而国民党军队的这次行为则是极其懦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