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臣张之洞，一生为国为民操心，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位忠臣，在63岁那年生下的儿子，却在31年后，让他老张家羞得抬不起头。 1896年，张之洞面色凝重地坐在书案前，拿起毛笔蘸墨，思索片刻后郑重写下：＂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津为世用，明道守如珍。＂这首五言诗既是他对家族未来二十代子孙的名字规划，也是对早年一场险些让全家灭门的风波的深刻反思。 那是在1859年，27岁的张之洞刚刚高中探花，意气风发之时喜得长子。他踌躇满志地给儿子取名＂张权＂，字＂君立＂，取自《论语》＂可与立，未可与权＂之意。谁知这个寓意高远的名字却差点成了他的催命符。朝中政敌看他不顺眼，向慈禧太后进谗言说：＂张之洞给长子取名＇权＇字＇君立＇，分明是＇立君掌权＇的野心表露，此等大逆不道之人，若不诛九族，日后大清江山恐怕要姓张了！＂ 这场灭门之祸让张之洞后背发凉。所幸慈禧明察秋毫，深知他没有这份贼心贼胆，才没有追究。从此，张之洞生下第二个儿子时便改用＂仁＂字辈，长子也从＂张权＂改为＂张仁权＂。 张之洞出身名门，祖上与纪晓岚家族世代联姻。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纪家之女适南皮张家者数十人，张家之女适纪家者亦数十人＂。这样的家世背景加上他自身的过人才华，27岁就能高中探花，成为全国科举第三名。 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中最年轻的一位，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颇为微妙。实际上，他是慈禧刻意培植的重臣，用来平衡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的势力。虽然与李鸿章政见多有不合，但两人都是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也默契地选择了＂东南互保＂的策略。 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张之洞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立场。他不折不扣是洋务派，支持变法革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是他的学生。但他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特别是对文言文和古白话的守护。 有次他的幕僚路孝植在草拟办学大纲中用了＂健康＂一词，张之洞见了勃然大怒，批示＂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路孝植回应说＂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让张之洞无奈之下只好将＂日本名词＂改成＂日本土话＂。 另一次，有翰林奉命出国前来向张之洞辞行，恭敬地说要＂作报告＂，张之洞鼻孔朝天，哼了一声说：＂我不听这亡国之音。＂对于他这样的守旧派而言，西方的先进技术可以借鉴，但汉语的纯净不容玷污。 1940年，武汉沦陷后，日军将31岁的张仁蠡安排到武汉任市长。讽刺的是，这座城市正是他父亲张之洞曾经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张仁蠡不仅接受了这个职务，还在父亲原有水利工程＂张公堤＂基础上修建了＂小张公堤＂，好像在以这种方式向世人证明自己与名父的联系，却不知这种行为更加彰显了他的背叛。 张之洞若地下有知，定会痛心疾首。他63岁高龄得子时的喜悦，如今全都化为失望与羞愧。张仁蠡出生时，张之洞踌躇满志地把家族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老来子身上。然而1909年，当张之洞去世时，年仅9岁的张仁蠡失去了精神支柱。在最需要父亲教导的年纪，他只能依靠兄长们。 物质上，兄长们并未亏待这个小弟弟，但在价值观引导上却严重缺失。张仁蠡虽然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北京大学，曾在教育部任职，甚至与鲁迅成为同事，但内心的价值取向却始终飘忽不定。 ＂人往哪里走，常常是被身边的人影响。＂张仁蠡的堕落与他的兄长张仁乐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张之洞的第十一个儿子，张仁乐留学日本后被物质繁荣迷住了双眼，率先投靠日本人，参与伪满洲国的建立，担任伪满洲国执政府内务官兼实业部总长。在张仁乐的引荐下，1935年，26岁的张仁蠡正式走上汉奸之路。 一旦走上这条路，张仁蠡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建立亲日学校，贬低爱国之士，利用家族关系贪赃枉法。在武汉任市长期间，他不仅对侵略者卑躬屈膝，还挖人祖坟贩卖棺材，将能获取的财富尽收囊中。更令人不齿的是，他沉迷鸦片，成为资深的＂抽大烟职业选手＂，却又伪装成正人君子，下令严惩其他吸食者。 抗战形势转变后，张仁蠡又投向汪精卫政权。1943年，日方让他移任天津市长。当日本投降后，张仁乐逃往日本，而张仁蠡则在北平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尽管张之洞幼子的身份和他在市政建设上的一些成就使他暂时保住性命，但民愤难平。1951年，51岁的张仁蠡在北京被处决，为自己的叛国行为付出了最终代价。 令人唏嘘的是，张仁蠡的子女们却大多成就不凡。他的女儿张厚粲成为著名心理学家，儿子张厚玫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跟随钱学森学习。而他的曾侄孙女张莱莱则直到50岁才知道自己是张之洞的曾孙女，2000年她还专程返回北京祭拜曾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