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中将李振率部起义，在谈判时见解放军干部很年轻，不高兴的说：“你们不讲信用，我要见刘伯承司令员。” 李振是粤军出身，属于陈济棠、余汉谋这一系，在粤桂之战中，因表现突出，被陈济棠提拔到余汉谋的第一军担任团长。 1935年，红军长征后，留守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突围时为掩护战友左腿负伤，被李振的部队俘虏。 李振听说抓了一个红军的大人物，很好奇，经常过去找刘伯坚谈话。 一天深夜，副官举着手电筒来找李振，说：“李团长，上头来急电，说可能有人来劫狱，要我们提前转移。” 李振说：“给他换副轻些的镣铐。” 副官瞪大了眼睛：“团长，这可是上头钦点的要犯。” 李振说：“执行命令。” 从第一次和刘伯坚见面，到将人接送到大庾县，李振和他一共接触了十六天，由最初的好奇，到最后的敬佩。 3月21日，刘伯坚在大庾金莲山上被杀害。事后，老蒋下令给李振五万元的赏金，李振拿了钱后，却感觉不得劲，对手下说：“说实话，我内心有愧。” 1936年，李振升任余汉谋第一军的独立旅长，但没过多久，他就被派去“陆军大学”进修。李振去进修，有两个说法，一是，余汉谋为了培养这个亲信，特意向老蒋推荐，让其去“陆军大学”学习。 二是，陈济棠联络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反蒋时，已被老蒋收买的余汉谋，率部向南雄、韶关推进实行兵谏，成为“压死”陈济棠的最后一根稻草。李振虽是余汉谋的亲信，但也和陈济棠颇有交情，余汉谋在取代陈济棠后，为了以防万一，将手握兵权的李振打发去“进修”。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李振被解除军职的原因，这两个说法兼而有之。李振从“陆大”毕业后，被余汉谋推荐担任83军186师师长。 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广东，李振率部在增城一线阻击日军。增城位于广州东部，是东面陆路进入广州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增城守了不到三天就失守了，紧接着日军长驱直入，无险可守的广州沦陷。 广州沦陷后，使得武汉会战再无打下去的意义，军委会下令武汉地区的部队后撤。在广州失守的四天后，武汉也丢失了。 主持广东军政的余汉谋、吴铁城成为众矢之的，“余汉无谋、吴铁失城”的说法不胫而走。余汉谋大感委屈，说粤军主力或损耗于淞沪、南京战场，或派去参加武汉会战，留守的部队装备差、补给缺，已经尽力了。 余汉谋倒也没有胡说，以增城之战为例，守军阵亡近三千人，受伤、失踪八千余人，基本是伤亡殆尽了。 以余汉谋的地位，老蒋不便处理，于是李振成为承担战败的替罪羊，被免去师长的职务，改任军委会高级参议。 一年后，在余汉谋推荐下，李振以“戴罪”的身份，出任粤军63军副军长，军长为黄国梁。 抗战胜利后，黄国梁改任粤军64军军长，李振升任65军军长。粤军的主力第4军、63军、64军、65军，都先后被老蒋调去前线，参与进犯解放区。 第4军按理说，是粤军的头号主力，但在被划到徐州绥靖公署的作战序列后，在主任薛岳的刻意关照下，该军长期承担二线防御任务。这也就是为何，在解放战争中，第4军的“出镜率”很低，远不如63军、64军、65等部。 相比第4军的“逍遥无事”，65军在苏中七战七捷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了一个旅。此时65军番号已成为整编65师，损失的是整编旅，相当于一个师，这场败仗让李振心惊肉跳，叮嘱手下说：“以后行事，务必谨慎，不能再如此莽撞了。” 1948年，李振率部进入陕西，划归西安绥靖公署序列。国民党军取消整编番号，大范围组建兵团时，李振被任命为十八兵团司令官，胡宗南以兵团司令官不宜兼任军长为由，想夺取对65军的控制权，但遭到李振的坚决抵制，表示宁可这个司令官不当，也不会对65军放手。 胡宗南本来将嫡系第一军划入了十八兵团，见李振这么不配合，授意第一军不必听从李振的指挥。如此一来，胡宗南和李振的矛盾，就半公开化了。 1949年11月，李振率部撤到了成都附近，解放军首长派人传话说：“如要起义就要及时起义，过后就没有机会了。” 李振召集亲信商议后，决定在时机成熟时发起起义。12月23日，胡宗南乘坐飞机逃离成都，留下手令让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统一协调、指挥孙元良、李振、裴昌会、陈克非、罗广文等几个兵团往西昌撤退。 可你胡宗南都开溜了，大家都是兵团司令官，凭什么听你李文呢？实际上，除了孙元良很顽固，拒绝起义外，其他几个兵团司令官都先后派人和解放军联系。 25日，李振在成都地下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成都东面贾家场解放军32师94团的团部。 李振见来接待他的32师副师长涂学忠、团长田士繁看起来很年轻，以为是对他不重视，发了脾气，说要见刘伯承司令员。 涂学忠拨通了二野首长的电话，首长对李振说：“李将军，刘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等成都解放了，一定会抽时间见他的。” 李振听后很高兴，当即回去发起起义。起义后不久，刘伯承司令员特意和李振见了面，这让李振大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