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1942年，胡蝶刚落脚没多久，就住进了戴笠特地安排的公馆，传言说这是“软禁”，也有人说她是自愿的。 可就在她丈夫潘有声被突然调往昆明那天晚上，胡蝶从窗缝里看到院子里站着戴笠，手里拎着一只木箱，里面是她丢失的珠宝和洋装，还有一张纸条——“从今天开始，你是我戴某人的人了。” 戴笠第一次见胡蝶，是在1930年代初的一场电影放映会上，他没说话，只是一直盯着银幕。 后来有人说，他把胡蝶演的《香艳闺情》整整看了87遍，每天一个人坐在贵宾席，带着墨镜，谁都不准靠近，那年，他刚调入军统，是特务圈子里最难缠的人物。 1937年抗战爆发，胡蝶和丈夫潘有声从上海逃到香港，躲避日伪，当时胡蝶拒绝拍摄亲日影片，被彻底封杀。 1941年底，他们打算从香港转往重庆，沿途被劫，30箱行李不翼而飞，这个“丢行李”的故事，被说成是戴笠安排人做的，目的是“逼胡蝶上钩”。 到重庆后，戴笠确实出手了，他让人出面接待胡蝶夫妇，说是“照顾电影界抗战人士”，实际上他亲自过问胡蝶住哪儿、吃什么、穿什么。 潘有声被安排去昆明，完全不经本人同意，据军统档案记载，这是戴笠亲签的调令。 胡蝶一个人被留下，住进了杨家山的一处别墅，这房子是戴笠让人连夜翻修的，外表看是招待所，实际上进出管控极严，连下馆子都得军统安排。 有天胡蝶说她想吃上海的生煎包，第二天早上厨房里就出现了一整箱从成都空运来的面粉，还有刚送来的上海厨师。 她说她喜欢果子狸，戴笠立马从云南拉了四只过来，还送了一张画，上书“香蝶藏深宫”，这不是追求，这是宣示主权。 潘有声后来被指控“私藏枪支”，关了整整两个月，有人说这是戴笠设的局，一开始没打算放人。 胡蝶哭着去找戴笠，说她可以搬到别的地方住，只求别动她丈夫。 戴笠没说话，只让人第二天送来一份离婚协议书，那天胡蝶签了字，三天后潘有声出狱，没再回重庆。 这段时间，军统内部传得沸沸扬扬，沈醉后来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写过，戴笠对胡蝶“不是追求，是控制”，还说两人“实质上同居了三年”。 但问题是胡蝶自传里说她在重庆最多住了八个月，她拍了一部抗战电影《建国之路》，几乎每天都在片场，出席公开活动时也从不回避镜头，这个时间线怎么也拼不出“三年同居”这回事。 1944年底胡蝶离开重庆，再见戴笠已是1946年初。 那会儿戴笠对外放风，说要娶胡蝶，甚至有了所谓“婚书”，可几个月后，他就坠机身亡了。 事故发生得突然，飞机失事于浙江，一说是天气，一说是设备故障。 黑匣子没公开，残骸中被发现了一份未烧完的纸张，上面果真写着“婚礼筹备清单”，连请柬名单都有。 戴笠死后，胡蝶出现在一场慈善晚会上，记者拍到她穿着旗袍，神情平静，还有人说她当晚微笑着鼓掌。 很多人解读为“终于摆脱了控制”，可胡蝶在后来的访问里说：“那天我不知道他死了。” 这事也没法查实，能查的，倒是她在重庆那段时间的“行李事件”，30箱行李被劫，是当时报纸都登了的。 后来胡蝶说，是军统内部人劫走的，但其实真相更复杂。 根据台北“国史馆”保存的一份电报，当时一个叫杨惠敏的特工因执行秘密任务走私美军物资，被戴笠怀疑“私吞”胡蝶的财物，关了三年。 这个“行李劫案”可能根本不是为胡蝶，是为了借题整人。 戴笠对胡蝶的执念像是从电影里抄出来的，他为她修别墅、烧档案、安置亲属，甚至派特工陪她散步。 他说：“她不答应也得答应。”可胡蝶在晚年却一直回避谈这段往事，只在一次口述中提到，“我对他没有情感，他对我也不是爱情”。 她说戴笠想利用她来稳住电影圈，她就配合了一下，谁也没说过“爱”这个字。 有一种说法，是胡蝶利用戴笠打通政界，甚至参与了对日情报传递。 她确实在抗战时期多次捐款，参加募捐活动，还在戴笠安排下给香港送过药品。 这些都查得到，有军统留下的物资清单，她并不是全然被动的角色，有时也会借力打力，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安全。 回头看，戴笠和胡蝶之间这笔旧账，没有谁是赢家。 一个是铁血特务头子，为一个女人翻天覆地，最后落得一命归西；一个是民国第一影后，在乱世中小心翼翼地活着，躲过子弹和舆论，最后老死台北小屋。 谁真心，谁算计，没人说得清楚，可故事一直传着，因为里面有爱，有恨，有政治，有欲望，就像老电影一样，让人忍不住一看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