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的一天，武汉市人民政府根据群众举报，对武昌花园山一带展开突击搜查和发掘，从中挖出婴儿骸骨多达1.6万具，足足装满五口大棺材，震惊全国，原来这些死去的婴儿均来自天主教武昌教区开设的花园山育婴堂，以慈善为名虐待和贩卖婴儿，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宗教文化入侵的血泪见证。
（信息来源：红歌网2021.12.9民国之骇人听闻的武汉“万婴墓”）
上世纪50年代，武汉武昌的花园山脚下，一场令人震惊的发掘揭开了一个可怕的真相，本应是收容孤幼的慈善机构，却埋藏着上万具婴儿骸骨，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罪恶？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借此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仅进行经济掠夺，也加快了文化和宗教渗透，艾原道，一位美国神父，正是在此背景下来到湖北武昌，建立据点。
他兴办医院、学校，乃至育婴堂，表面上打着慈善的旗号，实则为扩张其宗教影响力铺路，1925年，艾原道升任天主教武昌监牧区监牧，权力进一步巩固，也为他日后操纵育婴堂埋下了伏笔。
1927年1月，花园山育婴堂正式成立，最初设在汉北医院，随后几个月便迁至花园山，育婴堂由艾原道出资兴建，日常管理则交由美籍德裔修女何德美负责，此处接收的婴儿多是贫困家庭因无力抚养、疾病，或是因为重男轻女而被遗弃的，然而，这些被送进来的孩子，极少有机会活着离开。
为了掩盖这里的非人状况，花园山育婴堂的大门常年紧闭，仅在墙上留有一个小洞用于接收婴儿，而送来孩子的父母，会拿到一张字条，上面白纸黑字写明收到婴儿，以后不准领取，不准看望，生死存亡不准过问，条款如此苛刻，无异于为接下来的一切罪行提供掩护，孩子们入了堂，首先被要求接受洗礼，冠以教名，随后便开始了他们悲惨的命运。
这些无辜的孩子被关在封闭、拥挤、缺乏照料的房间里，饥饿、疾病是常态，他们每天只能吃到残羹剩饭，无人清洗照料，幼小的身体遭受着痛苦的煎熬，夏天蚊虫叮咬使他们浑身溃烂，冬天寒冷刺骨，甚至有老鼠啃咬，许多孩子在这种环境下根本活不下来，而那些死去的尸体，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草草埋在花园山脚下，没有墓碑，没有标记，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
即便侥幸活下来的孩子，也难逃被剥削的命运，他们年幼时就需承担繁重劳动，成为无偿的劳动力，稍大些，又要面对神父、修女的甄选，一部分被认为“聪明伶俐”的选择性留下，作为未来他们宗教的拥趸乃至传教士来培养，而剩下的多数孩子，则被直接卖给人贩子，据说每个孩子能换来五十块银元。
为了粉饰太平，掩盖内情，艾原道极力对外营造育婴堂的良好形象，甚至邀请卢森堡修女前来视察“背书”，1930年，艾原道高升为武昌代牧区主教，他1940年去世后，继任者、美籍波兰裔传教士郭时济，继续着这桩围绕婴儿的黑暗勾当，罪行并未因此停止。
谁知，邪恶终有暴露的一天，1951年4月，武汉市政府接到群众举报，随即对花园山育婴堂展开调查，挖掘现场的景象，触目惊心——花园山脚下赫然发现了多达一万六千具婴儿的骸骨，它们堆叠在一起，几乎能填满五口大棺材，这一发现震动全国，育婴堂的滔天罪行，至此大白于天下。
最终获救的幸存者，仅有83名，而他们，个个骨瘦嶙峋，疾病缠身，需要长时间的医疗救助和心理疏导，1953年8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主事者郭时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其他牵涉其中的外国神父、修女，也被驱逐出境，艾原道的坟墓，则从武汉蛇山迁走，为了告慰这些无辜逝去的生命，纪念这段历史，武汉市在花园山修建了万婴墓，墓碑上镌刻的文字，控诉着帝国主义借慈善之名，在此地犯下的骇人罪行。
花园山事件并非孤例，它让人们开始审视一些机构，即便打着慈善旗号，其运行模式也可能隐藏问题，比如，特蕾莎修女创办的收容机构，后来也曾面临争议，被指责缺乏必要医疗保障，甚至挪用捐款，这些案例不禁让人反思，那些看似光鲜的西方宗教慈善背后，究竟有多少是出于真心救助，又有多少搀杂着其他目的，甚至借此进行压迫与剥削？
花园山育婴堂的悲剧，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它告诫我们，务必擦亮双眼，透过现象看本质，警惕虚伪的慈善，真正的善良，必然是建立在尊重生命和个体尊严的基础之上，纯粹为了帮助他人，而非成为达成其他目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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