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压力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发动关税战几乎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必然选择。美国国债规模马上就要达到37万亿美元，而且利息成本极高，仅预计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毛利息支出就将超过1.2万亿美元。同时特朗普承诺会推进大规模减税，这将导致联邦税收有所下降。如果短期内联邦支出难以迅速削减，今年财政赤字可能会接近乃至超过2万亿美元，接近GDP的7%。

所以特朗普希望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他一方面就邀请马斯克及一批大数据专家评估并大幅削减联邦开支，目标是削减约1万亿美元支出。另一方面，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关税上。特朗普团队认为关税本质上是“向外国人征税”，政治阻力相对较小，希望通过征收关税来弥补财政亏空。

但特朗普团队显然低估了外界对于关税的抵抗，以及关税的征收成本。

首先，关税负担并非无条件由海外出口商承担，而是由美国进口商承接，最终转嫁至国内消费者。这种误判源于决策层周围大量反华声音的影响，使其误信中国在失去美国市场后将陷入严重困境。因此，当中国顶住关税压力并实施等额反制后，美国政府马上就变得极其被动。

其次，他们也高估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低估了中国政府防范危机能力和民众的抵抗意志，以及中国的反制力度。这种误判源于美国决策层周围周边有大量反华分子，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国经济形势不好，真诚地认为如果中国失去美国市场中国会出大问题。所以他们觉得高举关税大棒就能把中国吓唬住。于是，美国政府在发现中国顶住了关税大棒并且展开对等反制之后，就变得很被动。

与此同时，中国的坚决反制不仅令美国进退失据，也对第三方产生示范效应：国际社会虽然不少国家态度上采取了妥协姿态，对美国表现出低姿态，但实际上没有在实质政策上做出让步。典型如日本迄今未与美方签署任何正式协议，希望持续观察中美关税战的战况。

关税战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美国股市、汇市和债市波动加剧；在政治层面，克林顿、奥巴马、拜登等民主党前总统纷纷公开批评；加州、纽约等十二个民主党州政府以“宪法授权关税征收权属于国会”为由对总统发起诉讼。

这一诉讼并非毫无根据，毕竟特朗普政府此次是通过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签署行政令的方式对各国征收关税。但是民主党不少人认为现在并不是紧急状态，否认特朗普修改关税的合法性。这一系列变动加剧了美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使特朗普政府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

回顾2018年中美第一轮关税战，当时中国的应对策略与现在有所不同：在特朗普单方面发起贸易战之初，中国积极派遣高级官员开展沟通，并一度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妥协方案。这一经历显然对特朗普和其顾问团队产生了一些影响。